打破三次,毛泽东传

2019-09-1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2)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1941年1月8日至9日,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隆冬的积雪现在已深深地覆盖这座高山,山上的空气看来已使他头脑清醒过来。他承认,直接入侵英国的确是"行不通的,除非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除非德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说,海军和空军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断绝它的供应。为了支持意大利,他决定把一些反坦克部队和德国空军中队派往利比亚。更重要的是,他将派遣由两师半兵力组成的一个军去支援在阿尔巴尼亚退却的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入侵希腊的"马丽他计划"将加紧执行。他下令必须立即把军队从罗马尼亚调到保加利亚,这样就能在3月26日开始"马丽他计划"。希特勒还详细谈到要占领法国的残余地区并夺取法国在土伦的舰队的一个计划。他说,"如果法国不听话,就必须把它彻底粉碎。"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⒇
  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

   对希特勒来说很不幸的是,佛朗哥收到这封信,正好是格拉齐亚尼元帅在昔兰尼加的残部于本加济以南被英军消灭的那一天。这时英军已经越过了昔兰尼加,前进了500英里,消灭了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整整10个师的军队,俘虏了13万人,缴获了1240门大炮,500辆坦克。这就难怪,佛朗哥在1941年2月26日复信时,虽然声称他"绝对忠于"轴心国,但是他提醒纳粹 领袖说,最近的事态发展已使"十月的情况大大改变",他们在那个时候达成的谅解已经" 过时了"。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⒆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
  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
  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当晨光初照人间,那光芒岂 止透过东窗;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③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④
  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⑤。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⑥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⑦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⑧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⑩。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⑿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页。
  ③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
  ⑤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页。
  ⑨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⑾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
  ⑿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页。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⒅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⒆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3)《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25)《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30)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①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页。
  ②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页。
  ③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④ 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页。
  ⑥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45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页。
  ⑧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页。
  ⑩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页。
  ⑾《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页。
  ⑿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页。
  ⒁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2页。
  ⒅《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5日。
  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6日。
  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
  (21)《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
  (22)《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3册。
  (23)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页。
  (25)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页。
  (26)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
  (27)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
  (29)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0)朱德、毛泽东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页。

   由于佛朗哥多变、墨索里尼的愚蠢,甚至由于贝当元帅的年迈昏庸,希特勒的确在地中海坐失了大好的机会。意大利侵略军在埃及的沙漠中遇到了灾难,现在到了12月,又在阿尔巴尼亚的雪山中面临着灾难。这些不顺心的事件也是战争中和第三帝国的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是由于德国的朋友和盟国的软弱,他们进行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而且一部分是由于这个纳粹统帅不能了解必须采取目光远大的洲际战略。而雷德尔,甚至戈林,倒曾经敦促他采取这种战略。

   最后,法国海军的一些舰只和一些部队将要调出来,以便法国可以保卫它在西北非的属地以防英国和戴高乐的进攻。希特勒在他的指令中说,"从这个初步任务开始,法国参加反英战争的工作就可以充分地展开。"

   作为对这个背信弃义的行动的报答,法国将在"新欧洲"得到"它应得的地位",而在非洲,它将从法西斯独裁手中得到英帝国的领土,以补偿它被迫割让给其他国家的任何领土。双方同意这个协议要"严守秘密"。

   希特勒并不只是在巴尔干使他的昏庸无能的小伙伴摆脱困境。当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队被歼之后,希特勒 虽然很勉强,但是终于同意派遣一个轻装甲师和一些空军部队前往北非。在那里,他安排由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全面指挥意大利-德国部队。隆美尔是一个大胆泼辣、足智多谋的坦克军官,他在法国战役中作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而驰名一时。这个被称为"沙漠之狐"的将军, 勇猛顽强;他在12天中收复了昔兰尼加,包围了托卜鲁克,并抵达了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国在埃及和苏伊士的整个地位再次受到威胁。

   面对着佛朗哥咄咄逼人的挑战,希特勒当时说,德国坦克攻占了直布罗陀桥堡,就可以把英国赶出非洲。"把英国赶到非洲大沙漠的边缘,那也许可以做到,"佛朗哥针锋相对地说," 但要保障中部非洲免受来自非洲大陆和沙漠地带的强大攻击,那恐怕做不到。同样,对一个岛屿的袭击,也来自广阔无际的海洋。作为一名征服非洲的老战士,我心里很明白这些道理……。"佛朗哥用单调的声音不断地往下讲,希特勒越听越恼火,并且一度像他过去对待张伯伦那样,一跃而起,宣布继续会谈下去没有用了。

   墨索里尼在巴尔干的野心像希特勒的野心一样疯狂,而且妨害了希特勒的野心。因此,早在8月中旬,德国人就警告罗马不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冒险行动。齐亚诺在8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这完全是一个要我们在全线停下来的命令。"墨索里尼至少暂时放弃了在巴尔干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计划,并且在8月27日写给希特勒的一封卑躬屈节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轻而易举地征服希腊的前景,对这个高傲的法西斯领袖的诱惑力太大,他认为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销他的伙伴的"光辉胜利"。

   雷德尔心中想的是把英国赶出地中海,把土耳其和苏联掌握在德国手中。他还预言,英国在美国和戴高乐部队的支持下,会设法在西北非洲获得一个立足点,作为以后对轴心国进行战争的一个基地。他主张德国和维希法国先占领这个在战略上重要的地区,以防止这一着。据雷德尔说,希特勒同意他的想法,但是希特勒说,在行动之前他得先同墨索里尼、佛朗哥和贝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他安排在10月23日会见西班牙独裁者,在第二天会见贝当,那时他是维希投敌政府的首脑,几天以后再会见墨索里尼。

   希特勒一开始便洋洋得意地吹了一通德国的"胜利"。"英国早已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现在英国只是尚未打算承认这一事实"。接着,他说到了核心问题--直布罗陀。希特勒强调,只要拿下该地,就可把英国赶出地中海和非洲。他提议立即缔结一项要求佛朗哥于1941年1月参战的协议。直布罗陀将于1月10日由当年以惊人的速度攻下列日的埃本·埃马尔炮台的那支特别部队用新的方法占领之。希特勒说,德军的一个重要进攻方法是夺取"死角",即占领大炮的仰角和旋转限度以外而射击不到的地区。为了攻克这一堡垒,德军曾仿造了一个直布罗陀炮台模型,整天用这种方法进行训练。因此,拿下这一炮台,可做到万无一失。

   1940年9月间,雷德尔曾经两次企图扩大希特勒思想上的视野。在9月26日第二次军事会议上, 雷德尔曾与希特勒单独进行密谈。他在没有陆空军将领打扰的情况下,向他的"元首"详细叙述了海军的战略和在英吉利海峡以外的地方打击英国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进攻直布罗陀,使英国舰队不能进入地中海,希特勒打算"再设法影响佛朗哥",使他早日采取行动。1941年2月6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西班牙独裁者。信中说,"领袖,有一件事情必须澄清: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斗争,目前不能够送任何礼物";"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进行的战斗也将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只有我们获胜,你目前的政权才会继续存在下去。"

   据当时在场的翻译官施密特博士说,希特勒和佛朗哥的会谈是在"元首"的车厢里进行的。会谈之前双方就心怀叵测,各自定下了自己的底牌。希特勒对他的外长说,"目前我们不能给西班牙人关于转让法属殖民地的书面保证。倘使他们拿到这棘手问题的书面东西,这些饶舌的拉丁人一定会使法国人迟早知道这些事。"接着这位阴险狡猾的独裁者讲了自己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我打算和贝当谈话时,促使法国人首先和英国冲突,因此我现在不能向西班牙人提议割让这些领土。相反,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和西班牙有这么个协定,法国殖民帝国也许整个儿投向戴高乐了。"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独裁者行将会谈的性质,同时也透露了后来会谈为什么弄得一团糟的原因。

   在6个月的战斗中,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李斯特元帅的由15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其中4个师是装甲师。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大约4个师,共53000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4月23日向德国人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人投降了。四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入雅典,在卫城阿克罗波利斯挂起了万字旗。此时,英国人再次拼命设法从海路撤军,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敦刻尔克撤军的行动,差不多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希特勒在他充满剧烈变动的一生中少有几次承认失败,这次是其中之一。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这个西班牙人的乏味废话归结起来是,西班牙现在并不想参战,而且将来也不会参战。这是极端令人烦闷的,因为这意味着暂时已不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在英国的地中海属地打击英国了。"

   "巴巴洛萨"是中世纪德皇腓特烈一世的浑号,意即红胡子。他曾企图以血腥的战争征服周围的国家,妄图称霸欧洲。希特勒决心继承德皇腓特烈的衣钵,他不仅要称霸欧洲,而且要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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