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毛泽东传

2019-09-1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9)

  1927-1931年
  邓小平回到了内战纷纭的祖国。这以后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有生命危险之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之后,在西安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作政治工作的四个月。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处处长。该学院是由刘伯坚(后来成为邓的领导)创建的一所培训学校。刘伯坚*是该校政治教员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书(应为邓小平。——译注)记。邓小平的公开工作有两项:一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着重宣传的是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外一项工作是发现和交结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的秘密任务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的工作之一想必是把他们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接纳了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的红军主力部队。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分裂成两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军队中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因此坚定地反对农村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抵制外国势力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会妨碍国际社会及早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l926年初那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1927年3月,蒋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其所控制的省份(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所有长江以南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左翼国民党组织都受到袭击。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份,他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匪徒,有的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港口和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有传闻说,铁路工人波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这也许并不真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了,其中就有工会的头头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哈完饭出来时被捕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导师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运气好,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大屠杀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它一些小工业城镇蔓延开来,而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风,也随即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工头被掉。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更在南京另立政府。4月底,左右两派最终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左翼国民党合作以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认为,湖南(毛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则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也持悲观的看法。而当时的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斯基,由于托洛斯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不无一致,斯大林便指示左派统(托洛斯基的观点与毛洋东的思想并不一致。——译注)一战线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左翼国民党直接合作①。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从那以后,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糟了。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左翼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一群记者说,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忠于国民党左翼的拥有实权的将军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武汉政府中撤出,但仍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互从对方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陈独秀在整个夏天一直处于困惑之中。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因为害怕)。这时,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仍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于6月份离开西安来到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出于工作之便,邓得以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的寿终正寝。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离开了汉口。他和他的俄国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另外火车上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就斯大林的个性来讲,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本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他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凋任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30年代。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反犹太运动。1949年他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死在一所监狱里,享年近七十岁。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邓改用邓小平这一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分。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像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地下工作者的安全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必要时,仍一直继续使用。
  8月7日,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四个文件,但未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其它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全新战略的过程。
  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尝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翟秋白是作家,而其他十名委员中无一名军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那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当兵,但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举行过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干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征途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弄到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往香港或上海。领导整个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末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最后率领着仅存的六百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汇合。
  随后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和士匪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了一番苦战,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认为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自古以来土匪出没。当时有两伙土匪占领着井冈山,毛泽东说服了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并驻扎下来,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的第三次起义12月份在广州爆发,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结果共产党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遭屠戮,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笔损失: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俄国人并袭击了苏朕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仍然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起去的是李维汉。李与邓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刚被提开到政治局工作。现在,邓小平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阔别七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里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②。在平常时期,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共产党在当时是非法组织,其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嫌疑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逼供,一个人若是叛变了,会牵连到许多人。在共产党人要积极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引渡给国民党警察。
  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要有一至二人留外,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内的安全地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卫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就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每去西南的同一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出色。
  在1928年或1929年年初的某一时间,邓小平结婚了。他的妻子张锡瑗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山区某个小根据地任过职。邓小平是什么时候、怎么为她相识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是在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援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他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张锡援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凋任新的工作了。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到这次婚姻。
  对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主要的政治事件是召开了第六届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该次会议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斯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攻击。他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甚至手腕上还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一致。
  经过整个6月份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谴责了“机会主义”(即所谓陈独秀执行的路线。陈未到会),但同时也谴责了“盲动主义”(即由瞿秋白下令发动的那种盲目的军事行动)。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十六年以后,当毛泽东自己(此处有误。毛泽东是在1939年和1940年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完整的总结的。——译注)总结出一口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到广西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联络。他们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广西省所有党的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尽管绥靖公署主任是秘密党员,省政府主(原文有误。绥靖公署主任不是秘密党员。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共产党员。——译注)席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广西只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保持着联系,而广州当时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分子手中。广西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两位的倡议。
  邓小平先从海路到达海防,然后于9月初经陆路抵达广西首府南宁。随后又有几名党员相继来到广西,包括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等候省主席出征反蒋。后来省主席的确和绥靖公署主任一道出发了。他们刚一启程,两位共产党员便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向西北进驻山区,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可靠的人占领了省军械库,军械库里有五干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二三千人在江西南部活动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省主席和公署主任的冒险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对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击溃,他们两人双双逃亡。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轮船上,命令他们的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轮船沿邕江及其北边两条支流逆流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张云逸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两支部队汇合后,接着进军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集镇百色。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策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为了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他们在12月11日这天,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斧头交叉的腹帜。在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工农苏难埃政府。两个镇均未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担任了部队的政委和前委书记。然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了第二次起义。(早在前一年的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初,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党中央不太可能(邓小平赴上海汇报工作,是同李明瑞、许卓商议后决定的,——译注)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另一方面,他至少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何安排绥靖公署主任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受挫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那儿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谋得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与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妻子担心。
  邓在上海呆了两个月,4月份才离开。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总书记向忠发已不负责党中央的工作,而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执掌。
  邓回到了广西。这里的情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调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二千人的兵力,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出师南宁试图缓解红八军的压力,但也受挫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一名当地的共产党员,几年前就开始带领一伙农民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③。这似乎是很大胆的行动,完全按照当时中央的精神,没收地主的土地。它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后来邓自己也采纳了毛的政策。也许他意识到,全面的土地改革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在百色周围重新开始活动。邓小平此时重返红七军并积极抓部队训练。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控制了约二十个县镇,共一百万人口。
  如果党中央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是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只是边界不断发生一些变化。但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须导人一样,他们也沦为所谓“立三路线”的牺牲者。李立三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李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政治局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在李立三的宏伟计划中,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时期。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幸存人员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但韦拔群很快就掉头西行,使由三支队伍组成的部队失去一支力量(韦的部队后来被打败,韦被出卖后遭杀害)。另外两支队伍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连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和张云逸尽力按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军队向柳州进军,但当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决定撤出战斗,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⑤,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分裂,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现在不太清楚,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据军队中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⑥。不过,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有一大部分人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另一小部分人再次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团聚。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来到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邓小平在这时离开了池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⑦。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其创办的刊物上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杂志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的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⑧。而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那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阵地指挥官,而且的确是受前委命令前往上海。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即当他后来在1931年回到江西后,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邓小平的部队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于1931年被收编进中央红军。
  注释:
  ①《剑桥史》第12卷,第656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7页。
  ③问上书,第8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同上书,第8页。
  ⑥参见袁任远《红色风暴》。
  ⑦《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⑧弗朗兹:《邓小平》第88页。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⒂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⒃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⒄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⒅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⒆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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