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2019-09-14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65)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①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
  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③。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④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⑤

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为了实现前一项任务,毛泽东强调:“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因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①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是取得成绩的,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后一项任务,也就是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③七月二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更出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④,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⑤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在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一个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⑥这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⑦十月,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语中,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年年底,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转入甄别阶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时,指出一种已经出现的严重倾向: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⑧他要求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⑨“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为了防止延安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在其他地区再发生,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做到: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用延安各机关的经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占区及国统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要教育干部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害处;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⑩这些意见对各地审干运动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赔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但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却出现了由于主观主义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两年多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②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④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⑥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后,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别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说了一句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⑦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又强调地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并批评王明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他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他在结论中还谈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⑧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对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⑥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⑦
  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⑧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⑨
  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⑾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⑿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⒀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⒁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⒂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⒃
  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⑿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他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⒀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⒁他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并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泽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甚大”。⒂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在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⒃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⒄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事实来加以说明。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在这些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⒅,“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⒆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从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喊得越来越热闹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正在广州劝说迁往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迁回南京,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坚拒。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二月二十五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三项原则”: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那一套。李宗仁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后来说:“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在三月二十三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⑨
  他们共坐了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三月二十三号,与去年三月二十二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⑩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⑾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积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九月二十一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三十一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对他们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二日到十二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四月八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⑿毛泽东同张治中长谈了四个小时,还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上一天一夜未睡,就告辞而归。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留下黄、刘二人一起吃饭。当谈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还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回答说:“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刘斐回忆说:“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十一日至十六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四月十三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张治中回忆道:“当时(南京政府)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认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⒀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⒁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十五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因此,在代表团内部“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⒂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十六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历来主张遇事要作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⒃
  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⒄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
  八月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⒄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针对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到处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⒇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说: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他说:“教条主义宗派,其思想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他着重强调:“两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24)他的这个发言,对党的历史上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具体形态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些过激的话,他自己不久作了纠正。如两个宗派的问题,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中央的会议暂停,等他们到来再开为好,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
  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这次延续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的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说: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25)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强调,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26)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27)周恩来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28)
  作小结时,毛泽东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9)
  批判王明的范围逐渐扩大。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他把抗战初期王明错误的特点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
  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迁到枣国。
  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毛泽东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每逢过年过节,毛泽东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从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30)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但王明始终没有到会,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并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检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31)这些,其实都是假话。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要求他们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毛泽东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三月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地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32)
  毛泽东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33)
  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
  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七大召开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问题。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大进军的形势十分有利。
  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经过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和前线指挥员磋商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
  随着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新的调整。他在电报中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建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根据正在变化的形势,他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第二野战军应准备在两个月以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⒆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⒇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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