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邓小平传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54)

  1926—1927年
  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同那些不管外国人说什么都唯命是从的人有太多的来往。
  邓刚到中山大学时,该校的人数大约有二三百人之多,到1926年底又增加了一倍,约一半的学生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或具有两种身份。这些人当中,只有十几个人来自西欧,其余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华北和华东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其他学生为国民党员,有极少数几个同国民党领导人有关系。邓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5年仅十七岁),另一个是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弗能。1927年中国的统一战线瓦解后,学生的构成就改变了。国民党学生销声匿迹了,一些人要求返回中国;一些人则被强制返回;少数人被逮捕,经审判被判刑做苦力。蒋经国被强迫留下,他被送到西伯利亚金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一直留在苏联,直到1937年国共结成新的统一战线后才允许离开苏联。这些国民党学生离开后改由共产党员顶替。这些党员学生中有一些年纪较大(邓小平在重庆所念的预备学校的奠基人吴玉章,就是其中之一);有些是党的干部;有些是工厂的工人。为了这些工人,大学的教学都不得不简化。
  但邓当时的课业负担是很重的,共有七门课,分别是外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科学。在所有的外语中,俄语是必修课,英语、法语和德语被列为选修课。历史课的内容是社会形态发展史和革命以及革命运动史。哲学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修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主义这门课是由一系列演讲稿为基础构成的,这些演讲是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久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这些演讲被编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书出版)。军事科学包括了实践的成分:射击和基本战术的训练。现在不清楚邓对这些课程有什么反应,但作为一个把书本知识和马列主义作为智慧来源的人,邓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可从他在1992年春的谈话中看出: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④
  当邓正在读书的时候,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并取得了节节胜利,但在政治上,左派却被迫交出了一些控制权。
  从1926年3月开始,蒋介石同苏联军事顾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决裂,并压制这三方面。这一危机起因于一艘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炮舰停泊在黄埔靠近蒋的司令部的地方,舰艇升火待发,意向不明*。蒋怀疑这是一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阴谋,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译注次阴谋,便在广东发布了戒严令,派遣效忠他的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查扣了这艘炮舰,还扣留了3O多名苏联军人。
  蒋在掌握实权后接着要求三个他特别不喜欢的苏联顾问离开广东,要求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从第一军撤走。要求从今以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活动公开化。或许是为了表现他政治上的公正,他同时要求几个国民党右派政治家也离开广东。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已离开广东而正在北方的加伦和鲍罗廷,只是坚持莫斯科的教条,害怕会破坏统一战线。
  蒋也得到了加伦和鲍罗廷的同意,一旦军事准备就绪,军队将立即挥师北上,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胜利。1927年初,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希望把军队留在南方,因为苏联已断定,苏联需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就需要国民党不能采取行动威慑日本。在广东的共产党,从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坚决要求尽早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上海的党中央却站在苏联一边,认为采取行动可能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上海方面后来受到党内的批评,因为它完全附和苏联的立场。
  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6月,在湖北发生了激战,经过四十天的围攻,武昌被攻克,江西的省会南昌经三次夺城战斗被占领。一些部队包括几支最强的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随着军队向前推进,群众运动紧跟着发展起来,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不得人心的地主,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土豪劣绅’,以及外国人⑤。1927年1月,长江边的城市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被收回。在湖南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活动,导致一些传教机构撤离,大多数教会学校关闭。
  到1926年底,北伐军夺取了军阀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它所取得的成功令世界震惊,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力量对比,看起来就好像是革命的第二次风暴,孙中山的革命获得了全面的成功。身为总司令和得到国际上认可的国家象征的蒋介石本人,其政治地位要比他离开广东之前坚实得多。他明确表示反对城市或农村的社会革命,也不希望过多伤害外国人及外国入的利益。共产党对此种发展看得很清楚,1927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了这样的分析:
  国民党右派变得日益强大……在国民党中当前有一股非常强的反苏俄、反共产党、反工农运动的倾向。
  这种右的倾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人所持的信条:这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党,所有的阶级应合作,阶级斗争应禁止,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国家革命很快就会获得成功,不久就会发生阶级革命,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是共产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潮流……⑥。
  促成邓小平回国的是军阀冯玉祥。
  比起大多数其他军阀来,冯更受到民众的爱戴,他作为一名基督将军而被载入史册。他既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以身作则,关心普通人民的幸福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作为一名军人,他衣看十分简朴,不像绝大多数军阀那样耀武扬威、锦衣玉食。他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兵们打成一片。他对部下提倡以德服人,而不是滥用刑罚。他鼓励他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并把基督圣歌作为进行曲在部队中教唱。这部分是因为他性格的古怪,但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入,渴望把他的国家建设好。所以除了他的军队之外,一般老百姓也很爱戴他。
  1924年,趁北方其他的主要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正在混战之际,以中国西北为基地的冯玉祥占领了北京。随后他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支撑他反对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地位。当时鲍罗廷从广东来到北方,把冯玉祥作为苏联和南方国民党潜在的联盟,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根据鲍罗廷的建议,俄国决定向冯提供武器装备、经费和军事指挥员,同时也为他派出了他不愿接受的政治顾问,并为他的军官提供了去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上海和北京选送一批年轻人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到他的部队工作。
  尽管得到援助,但在1926年初,冯的军队仍败在了“东北王”张作霖的手下。冯以一个战败的中国将军通常采用的姿态,宣布辞去司令的职务。他制定了出访莫斯科的计划。俄国人可能不希望他这时前去访问,但他决意要去。因为他算准了俄国人不可能拒绝接待一个曾接受过他们的援助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此时北伐战争正要开始。他从容不迫地上路,先前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那里他和鲍罗廷会晤了几次。如果鲍罗廷不能在冯到达莫斯科之前弄清冯的真实意图,那么他在莫斯科的有利地位将受到损害。经过一个月的中途停留之后,冯在5月初到达莫斯科。
  冯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他几乎每日都会见苏联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斯大林),访问了中山大学,向学生作了演讲(很可能包括邓小平在内),讲话中充满了革命豪情,受到学生们的热情欢迎。他机敏地打着他的牌。他知道俄国人急于要他返回中回,他利用俄国人的焦急心情,向苏联争取到了相当有利的援助条件,包括提供给他大笔经费和大量的军事设备,并为他的军官进行培训。他感到满意后,遂起草了一份公开正式支持国民革命的声明。并且很快实现了诺言。9月17日,当他再次越过蒙古找到他的部队时,他又重新正式担任司令。在黄河北部沙漠城镇五原,他领导他的军官拟定了支持国民革命的“民众誓言”。
  陪同冯返回的还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和几名共产党员。根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冯曾请求共产国际“派一批中国同志到他的部队工作”⑦。很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说服他接受了他们,并说明在他的军队中应该有共产党人,以象征他接受革命统一战线。不管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他还是允许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
  中国小组的领导人是刘伯坚,他曾经担任过旅法共青团的书记,在莫斯科也受过苏联军事和政治的训练。1927年春,他出任冯的部队政治处副处长。当时冯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并在该城成立了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
  邓小平随后回国。按照他的传记所述,或许他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去的,或许是刘伯坚请他去的,或许是他志愿去那儿的(尽管在他的传记中未记述他在莫斯科曾见过冯)。他的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最不舒适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
  注释:
  ①斯宾塞:《现代中国研究》第323页。
  ②《邓小平传略》第5页。
  ③海伦·斯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第22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页。
  ⑥《剑桥史》第12卷,第607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5页。

 虽说希特勒发动的政变以失败告终,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似乎已经完蛋了。但是从日后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太长。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开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者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即艰苦奋斗。
  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⑧。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译注)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⑿。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注释: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③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④《毛译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⑤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⑧同上书,第32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214页。
  ⑩同上书,第245-246页。
  ⑾同上书,第235页。
  ⑿《邓小平传略》第23页。
  ⒀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⒂同上书,第273页。

   希特勒是个脑子机灵而且惯于投机的人。他看到,他受审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把他逮捕起来的巴伐利亚军政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乃至全世界。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审判于1924年2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借勃卢登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经过24天的公审,希特勒反而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诡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个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希特勒的第一次发言花了四个小时,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1920年3月13-17日,德意志祖国党人卡普发 动军国主义者和国防军军人的政变。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暴动分子占领了柏林政府大厦,驱走了国民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政府成员,宣布成立以卡普为首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由于工人发动总罢工和对暴动分子的武装斗争,暴动失败。参加者的覆辙。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而希特勒却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傲然声称:对于政变"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三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共和政府的三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希特勒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希特勒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

   这三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面对着希特勒的挑战,卡尔和赛塞尔沉默不言,只有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头目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他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史,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

   希特勒滔滔不绝,口如利剑,他援引了音乐家瓦格纳的例子。"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一样,曾对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不愿享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希特勒说:"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虽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冷汗……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

   当这位纳粹领袖在审判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下一次,他就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片言只字谴责陆军。他说,"我相信,时候总会来到,今天在街上站在万字旗下的群众到那时就会同向他们开过枪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听说开枪的是绿衣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玷污清白历史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仍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

   这是个准确的预言,但是说到这里,主持审讯的法官打断了他的话。"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玷污了清白历史。我不许你这么说。"可是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法官的训斥,他更加放肆地说:"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听候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

   希特勒那咄咄逼人的狡猾目光,死死地盯着法官们。他继续说:"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希特勒的诡辩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尽管德国刑法第81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是,希特勒却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即使这样,群众舆论也表示判得过重,因此主审法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6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因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而驱逐出境的尝试遭到失败。判决是在1924年4月1日作出的。不到9个月,即在12月20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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