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毛泽东传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62)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1932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向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第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他就是冯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了。但他仍然坚持首先要剿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飞抵西安,迫令张、杨剿共,并威胁,要不就将张、杨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
  蒋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②。三天以后,军队根据张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根据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点关系(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张放他走,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陪同蒋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但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了五次,并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祥,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原注)
  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伤寒而且很重,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代主任(这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十六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并且表明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一阶段,邓既是一名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名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了解军队实际,而不会对军队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像毛一样,邓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红军和八路军这一政治军事体系,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最高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外,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连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一名政治军人,负责的范围很广,从其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祥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中日战争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持续了八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拥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十九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十二倍多,而且拥有近一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十二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仅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的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扩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大约五万人,到1945年春,它已经增加到将近九十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四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为一百二十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日军敌后。这是共产党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彼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许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可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转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原则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衣颁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份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在根据地共产党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日军的入侵,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而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有序的安宁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对此,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的。
  在华北有四个由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组成的边区,这些地跨二至四个省份的边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及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占多数,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参议会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蒋介石唯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陕甘宁边区,那是例外。
  邓小平没有参加那次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佯,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于山西东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庙的五台山。他到那儿时,由林彪指挥的115师在一个狭窄谷道伏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个师的辎重补给部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没有俘虏,没有缴获很多武器,但却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声望。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129师政治委员,接替已经去世的那位同志。邓在129师一直工作到战争(邓小平是接替129师原政委张浩的,张浩当时只是生病没有去世。——译注)结束。这个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因此该师的士气可能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
  这个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同乡,也是四川人,是个终身职业军人。他生干1892年,比邓大十二岁。二十年代初,在他参加共产党前,是个川军军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被党派往苏联,在红军学院学习了三年。长征时任红一军参谋长。在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和其他指挥员特别是林彪、彭德怀发生争论。他一只眼睛失明,所以总是带著一副眼镜。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似乎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不愿过问政抬。他和邓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后邓在官方出版的他的传记中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③。
  位于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山高势险”,“易守难攻”④。邓到129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企图进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会太原后,日本人集中设防于从北、南、东通往太原的铁路线。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
  在此后的两年中,也就是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避免同日军遭遇。他们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并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区创建了另一个根据地。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两种后备军:一种是脱产的地方部队,但就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些地方武装也为129师提供了兵源。
  1940年,刘邓发动攻势,首先抗击国民党军,然后抗击日本侵略军。3月他们抗击了进犯太行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试图在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以外的许多地方重建国民党政权。刘邓击退了他们,然后又击退了配合中央军行动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在边区内外给他们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刘邓的胜利也为在山西的所有共产党指挥员抗击日军侵略创造了条件。不管有无延安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们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时共产党投入了二十二个团,大约四万人的兵力,后来当战役规模扩大到包括进攻其他日本驻军,以及日军开始发动反攻时,中国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五倍。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产生了双重的后果。百团大战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中共部队占领了几个城镇。当许多坏消息(自从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汉口和广州后,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南一直处于守势)充斥一时的时候,它使得全国的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它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给了日军,日军必然要报复。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国民党,使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传,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为不满。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十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很生气。毛认为像彭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二十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还写道,当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五年后,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
  “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⑤。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随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1942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129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生活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颏和有一双上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口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第一卷中收有九篇他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很平铺直叙,并且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129师在1941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悠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根据原文译出。——译注)“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引证劳埃德·依特曼教授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这祥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⑥。
  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中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约五十万人,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时,邓小平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约三十万人。——译注)这一方土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之前,邓小平曾经两次到过延安: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五十四年。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就在邓小平留在山区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藉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祟高地位,这连斯大林也是望尘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很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⑦。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⑧,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时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⑨,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注释:
  ①《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23日)。
  ②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224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4页。
  ④同上书,第11页。
  ⑤同上书,第12页。
  ⑥《剑桥史》第13卷,第608页。
  ⑦肯培:《遵义会议与毛权力的进一步崛起》。
  ⑧同上书,第131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65页标题。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9页。

  63.约瑟夫·斯大林”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公元1879~公元1953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是苏联多年的独裁者。他1879年出生在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哥里城。他的母语是格鲁吉亚语,与俄语有很大的差别,后来他学会了俄语,讲俄语时总带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⒅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⒆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①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④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⑾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⒆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斯大林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他父亲是个皮鞋匠,常常嗜酒无度,毒打儿子。约瑟夫十一岁时他就去世了。儿童时期的约瑟夫就读于哥里的一所教会学校。十多岁时进入第比利斯一所正教中学读书,1899年他因宣传推翻政府的思想被学校开除,随后参加了地下的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党发生了分裂,他站立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从那时至1917年,他一直是个积极的共产党员,至少被逮捕过六次。因为每次判的刑都很轻,而且逃跑的机会也多,所以这个时期的某个阶段中他实际上有可能是一个双料特工,就在这期间,他使用了“斯大林”(铁人)这一恰当的匿名。

在1917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斯大林并没有起主要作用。但是在随后的两年中他表现得很积极,1922年成为党的总书记。这一职务使他在党的工作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是列宁逝世后他在夺权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列宁想让里昂·托洛茨基当自己的接班人。事实上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已提到斯大林太残忍,应该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功地把它消毁了。他进而又与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两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合作,形成“三套马车”,即三人政治。他们三人成功地战胜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随后斯大林──党内政治斗争的天才,就把矛头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俩赶下了台。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战胜了“左翼敌对势力”(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伙)后,又逐步地采纳了几项由他们提出的政治建议。不久以后,斯大林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右翼领袖──他从前的同盟,而且也取得了胜利。到三十年代初,他成了苏联唯一的独裁者。

自1934年大权在握后,斯大林发动了一系列的清洗运动。从表面上来看,引起这些清洗运动的原因是1934年12月1日舍盖·基洛夫遭暗杀。基洛夫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斯大林的顾问之一。然而很可能是斯大林亲自下令暗杀了基洛夫,这一是为了除掉基洛夫,但更主要的是为随后的清洗运动制造一个借口。

在随后的几年里,那些在1917年革命中就当过共产党领袖的人,在苏维埃政府中给列宁当过部下的人,他们多数被斯大林指控有判国罪,被判处死刑,而且有许多都在大庭广众的审判下公开认了罪。这和托马斯·杰弗逊当总统时逮捕了《独立宣言》的大多数签署者的做法差不多,他指控他们都犯了判国罪,他们在公开审判中“认了罪”就被处以死刑。1938年,领导过早期清洗运动的金利克·亚戈达本人也被带上了审判台,承认犯了判国罪,因而被处死刑。而他的接班人尼古拉·叶左夫最终也遭到清洗,被处以死刑。

三十年代中期的清洗扩展到苏联的全党和全军。其主要矛头并不是指向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在列宁当权时就已被粉碎了),确切地说,其矛头是对着共产党的。斯大林在屠杀共产党方面比沙皇警方成功得多。例如,在1934年党的代表会议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还要多的人在随后的清洗中被杀。由此清晰可见,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在国内出现独立政权。然而就在清洗运动进入高潮时斯大林颁布了一部新宪法,称为苏联民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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