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筹建新中国,谋求跃进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78)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④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将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说:关于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项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⑤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六月十五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以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⑥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十多天,为了进一步阐明将要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的前途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他在文章中说: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也同白皮书一起发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⑧
  在八月十二日新华社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⑨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⑩毛泽东看到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⑾他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第二封信中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⑿
  毛泽东自己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评论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⒀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⒁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把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说清楚了。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年末和1958年初的冬季前后的行为方式让人们感到,他这时已完全变了,他几乎完全陷于急于求成和浮夸的冲动之中,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指出确实对他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提前几年完成了1955年以前所有的既定目标和远景规划,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国有化。在毛看来,这充分证明(而且是再一次证明),一切都能够通过群众运动和勇敢精神得以实现。这也为他要充分利用以前被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所束缚着的人民群众的力量的设想打通了一条道路。因而在1955-1956年的冬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应当加大和加快,不能再按照以往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引发了通货膨胀以及大规模的混乱和破坏。1956年4月,周恩来向毛提议,应当立即停止这场运动。毛同意了,但对此很不情愿,也很不满;此后,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了这种急躁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说成是一种“冒进”。这也使毛更加坚定了要证明他比他周围那些怯懦胆小的人更为正确的决心。
  另一个因素是,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期间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行为已受到了抑制。但毛并不这么看,他断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和他本人是怀有敌意的。这就加重了他(已经相当严重)对他们的偏见。他经过思索以后重又认为,任何一项重大事业的成功应具有三个因素:领导者的激励,彼领导者的悟性和二者在思想上的共识。他开始以一种蛮横的、轻蔑的口气来谈论知识分子,并说,没有知识分子,中国就不能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早在1957年7月,当争鸣时期刚刚结束时,他就宣称: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教教资本主义那一套……工人阶级……就要辞退你。①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在1957年成功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和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这使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赶上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了。自相矛盾的是,促使毛同苏联模式决裂的也是苏联的成就,到1957年秋,毛的这一愿望就已经十分强烈了。
  “大跃进”的主要口号是“政治挂帅”和“两条腿走路”。
  “政治挂帅’,表达了毛的一个信念,即精神的或者说非物质的刺激在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出在政治运动中那么显著的效果。经济领域的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个口号能够用来反对那些过于追求物质繁荣的行为。简单地说,如果运用非物质刺激的手段不能实现繁荣的话,那么这种繁荣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再进一步讲,繁荣的成就也许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价值,即使在实现繁荣的进程中人们一直呼吁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不能认为物质繁荣就是绝对的好,或者是完全的好。这最终势必导致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互不相容的,贫穷才是光荣的。
  毛本人从没有赞同过这种观点。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观点却被一些同他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所利用,也许是江青本人要利用它。有关这种观点的一句最著名的名言是:晚点的社会主义火车,也比正点的资本主义火车好。这是邓小平非常痛恨的一种观点。
  “两条腿走路”,是指城市的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包括工业和农业)共同发展。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农村确有大量的未被利用和正在被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业技术,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一定会发挥这些地区的特长。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非常缺乏理性。错误之一是,让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农忙的时候从事非农业性劳动。另一个错误是,创办了一些农民的技术能力所不及的工业项目。两者都令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章程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由一整套信条和若干决议组成,是1958年1-2月间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共同商议作出的。该文件统称《工作方法六十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问题,如毛关于革命性质的新理论、管理国民经济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党、资源的分配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各省、采用新的计划方法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有关革命的段落表明了毛己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甚远,他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也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反映了他在1956年和1957年的事件中的急躁冒进情绪,正如他所说的: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工业和商业)……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②关于经济计划的段落表明,它已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计划。经济发展计划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制订的两套主要产品生产指标的计划所取代。中央在制订计划时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一本是期成的计划。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按照这种方法,工厂、矿山和农业合作社最后要完成的生产指标要比中央为它们那个行业制订的全国的生产指标增加了几倍。新的计划试行不久,便带来了种种弊端。在最基层,它驱使当地的干部向工人和农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致使他们变得日益疲倦和沮丧。在中层,它助长了浮夸风,干部们所报的产量与实际的完成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中央,它使领导层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了完全错误的印象。在政治上,新的方法的目的是想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却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它在位居中央的毛和他的同事同辛勤劳作在工厂和田间的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了几个不学无术、胆小怕事的干部阶层。
  “大跃进”在制度上的一个最大的创新是人民公社。1957年到1958年冬,农业生产合作社曾集中起来以便共同为大规模的修建运河、水坝和其他水利工程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民公社就起源于此。集中导致了合并;合并导致了新一级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级机构的产生使在此之前一直分散在合作社和地方政府部门之中的职责转到了它的身上。这时,那些在两年半前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的积极分子又立即开始行动——到1958年底,99%以上的农户都入了社。
  公社一共存在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发生了几次实质性的变化。从公社最初的形式来看,其实只不过持续了不到三年,它们是毛喜欢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之所以最大限度地迎合毛的心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喜欢行政上地方分权,不如说他更喜欢这一级组织能够动员基层最广大的群众。公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这也迎合了毛不喜欢专业化的思想。公社倾向于组织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鼓励全体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鼓励妻子们在外出到田间干活时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公社通过各种活动和通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平均分配社员收入。这也非常合毛的意,因为他把平均看成是消灭热心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一个途径,也因为他坚信,这祥做还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开辟了道路。
  “大跃进”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发动起来的。同二十个月前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由刘少奇作主要报告。他较早的报告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在他的这个报告是急躁和不现实的。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本人只讲了一次,而且十分简短。而在这次会议上,毛发言不少于五次,而且异常兴奋,也使他的听众们兴奋不已。他批评了斯大林对发展所持的冷漠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宣称,全党目前的任务是“揭盖子,破除迷信(是指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次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几千名代表信心十足地返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坚信他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看他们以多么大的热情和有效手段使这条总路线付诸实施。
  在随后的六个月中,全国七亿人民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先是人民公社成立了,紧接着就流传开了这祥一句话: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在这股“共产风”之中,许多公社实行了免费供给制——社员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为了响应毛在1958年1月发出的在近几年内农村要力争做到工业产值同农业产值相当的号召,公社新建或扩建了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小作坊,并以重新改装或以自行设计的机器设备尽可能地来装配它们。最后,当农村出现钢铁短缺,无法供给这些工厂足够的钢铁时,公社便开始自己生产钢铁。(此处有误。大炼钢铁是为了追求钢铁产量。——译注)
  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已建起了数十万个小铁炉和小高炉。有些公社多达数十个。据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者去煤矿运煤,或者去操作小铁炉和小高炉。迫于上级领导的巨大压力,好多社员被迫拿出他们的水壶和铁锅,并拆下他们家里其他一切金属类的用具。然而,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华北的秋收季节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农忙时节田间劳动力的短缺,结果,一些农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割,荒在了田里。这祥做并没有炼出有用的钢铁;因为要炼出经久耐用的铁——至于钢就更不必说了——所必需的技术在农村并不具备,所以耗费数百万个小时生产出来的只不过是数百万吨毫无利用价值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了两亿吨,是中国历史上收成最好的年份。但是,毛和他的同事们根据各省关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的报告,断定粮食产量还要更多。8月,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了三亿多吨,12月,中央委员会宣布,粮食产量已达三亿七千五百万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在1958年末-1959年初的冬天,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使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不能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或者毫无用处,因而他们开始调整他们前些时候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月和3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本人批评了农民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和国家银行系统过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他还请教了陈云,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改变,并且也表明了他的这一信念,即组织动员的手段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钢产量的目标应当从三千万吨降至一干三百万吨,并主张应当把国民经济看成“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在各类产品上都做到自给自足,那只能限制而不是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丰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几个决定。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规定在1958年巨大的粮良总产量的基础上,1959年国家的粮食总产量还应当提高;总的播种面积应该减少。而且在这些已经减少的播种面积中,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的比例也应该相应地减少。正是这些决定使“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底,农民已连续劳动了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而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遭到大面积的毁坏。而这时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毛都赞成,但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从现已公布的正式文献上,看不出邓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这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他也赞成“大跃进”的方法。
  然而,邓的调子并不完全与毛一样。他不使用毛(或刘)夸张式的语言,也很少说政治挂帅或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一类的话,而毛把它视为这次跃进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也对农村小铁炉和土高炉的效能表示怀疑。他在10月份视察农村期间曾经说,他们应当引进技术。在1958年底按照毛的指示召集的一个讨论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问题的特别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免费供应。
  1959年,邓的作用发生了变化。他成为周恩来和陈云的合作者,此时周和陈都致力于按照工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钢产量指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书记处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有关公社的作用的报告之后,又召集了一次会议重新研究钢产量的指标。第二次会议向中央财经小组发出了一个指示,财经小组是毛决定重新起用陈云时成立的,它是由资深的党员所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看起来似乎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1959年这一年,党的领导层重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以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随后毛和自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打破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并造成了一种谁提出忠告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是一个豪爽、直率的人,在军内和党内他的同事中颇孚众望。“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却深深地关心着改善中国五亿农民的生活状况的问题。他很重视党和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干部彼此间应当担诚相处,对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础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关系经常出问题。1959年,他与毛在高层政策即武装部队的性质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毛想加强核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作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间视察了中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并坚持同农民和当地的干部谈心。他断定,这场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并断定,地方干部向党的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祥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的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推断。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干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O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见他的伤恢复得很慢。——原注)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③
  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持的有关斯大林问题和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论题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需要有个“头”,而这两个“头”就是苏联和苏联党。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地球卫星——苏联最早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和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感到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使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满足中国人所提出的有关帮助他们建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一定会作出两国之间是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这祥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顶点,随后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便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并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存在着美国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正式承诺,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俄国人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中国人在1958年8月底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便出现了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著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和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三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二十六国党代表会议和八十一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八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④。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唯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1963年7月,邓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莫斯科。他率领一个小型的党的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为首的苏联党代表团就莫斯科宣言中包含的一切理论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而且自从1960年前后重新开始会谈以来,在关于态度问题上,一方总是认为另一方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中国人特别在两个问题上对俄国人表示了不满:后者在1961年至1962年冬天期间允许五万多人从新疆逃亡到苏联境内,以及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前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公开进行批评。至于俄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公然把他们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行为先是说成“冒险主义”,后来又说成是投降主义的说法,也极为愤懑。在会谈开始前,双方各自发表长篇的文件和声明,充分地和有针对性地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这成为一个不祥的预兆。俄国人还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来说,同邓的代表团的会谈远没有同时在莫斯科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的有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重要(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主题本身就是向中国的挑衅)。虽然赫鲁晓夫亲自为邓和他的代表团举行了宴会,但那是在会谈举行了五天而任何一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双方没有确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
  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注释: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8-39页。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④赞格瑞尔:《中苏论战》,第365页。
  ⑤鲍威尔和费尔班克:《共产主义的中国,1955-1959》,第59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324页。

  新政协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毛泽东就新政协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
  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不同意:‘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张澜,会见过许多民主人士。”⒂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他特别重视这种制度应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就批示:“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⒃八月初,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的电报,称:“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⒄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⒅讲话时,毛泽东从衣袋里取出一封市民的来信,说:这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物价高涨;二是捐税多,失业多;三是共产党员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军纪严明,这是好的地方。”要代表会议处理。会议当即决定延长时间,对前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十九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很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并且规定:“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⒆
  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的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集中。”⒇对于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原则。
  八月二十八日,新政协特邀代表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九月七日,特邀代表、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由湖南到达北平。毛泽东都到车站迎接。
  宋庆龄到北京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21)
  程潜到北京时,正为毛泽东摄影的徐肖冰回忆道:“当程潜走下火车后,毛主席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间,程潜的泪水流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主席先开了口,风趣地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啊!这次接你这位老上司来,请你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接着,毛泽东把程潜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晚宴时,毛泽东对程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负责起草的。九月三日至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其中,他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府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一百二十六人到会。会议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五十四响礼炮声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这些话,说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他所说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八十八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23)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天就要诞生了。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所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一夜,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黎明,他将迎来中国历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46页。
  ③ 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1948年5月1日。
  ④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1月19日。
  ⑤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69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63、1466、146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1477、1478、1479、1480、1481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9页。
  ⑨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
  ⑩ 孙起孟:《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和参加人民政协的二三事》,《迎来曙光的盛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9、90页。
  ⑾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24日。
  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333、335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4页。
  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13、1514、1515、1516页。
  ⒂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3、344页。
  ⒃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1949年1月10日。
  ⒄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电,1949年8月7日。
  ⒅《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
  ⒆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电,1949年8月19日。
  ⒇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8月27日。
  (21)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3页。
  (22)徐肖冰、庄唯:《历史的瞬间》,《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66、267页。
  (23)《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314、316页。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这是党制定纲领和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毛泽东曾说,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毛泽东说,八年的抗战考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次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就纲领来说,同几年前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当然,《论联合政府》在这时再次谈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特殊针对性。共产国际解散后,有些人叫嚷要“解散”中国共产党,也有人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换名称。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这种特殊针对性作了如下的说明:“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22)不同的特点是,《论联合政府》中把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加以区别,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而《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是讲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没有去谈具体纲领。这反映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对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论联合政府》比《新民主主义论》有重要发展的是:强调了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而《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重点是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也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3)
  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倡导它的发展呢?《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4)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本来还有一段专门论述吸收外资的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在一九五三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这可能同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变化都有关系。
  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四十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抗日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这也就是“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的意思。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报告说明,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他从书面政治报告的内容中提出三个问题,更充分地展开论说。这三个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党内的几个问题。
  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强调;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一切革命。“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6)
  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谈党性和个性的问题,批评一些人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错误观点,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在共产党内,党性是普遍性,个性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对干部问题,他指出: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他还提倡党内要讲真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如此。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毛泽东报告的最后说了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28)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二十四年来,中国共产党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在革命斗争中、工作中吃过不少苦头,走过不少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才能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探索后形成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那末毛泽东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最主要的,所以,用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是很恰当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中写入这一点,还因为有这样的客观需要。胡乔木中肯地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29)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一共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世界将走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但是,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看形势,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我看光明多得很,但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他满怀信心地说: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泽东强调领导者要有预见,要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特别举出这次大会提出的要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等问题,就是属于预见。这些问题今天还没有,甚至大家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看不到,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提倡想问题,就是要开动脑筋,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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