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创业,平原上的战士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81)

  实际上,20世纪末的中国,诸多变化正悄然酝酿或萌芽,只不过,身处其中的人们,还不能根据那些渐进式的变化,判断明天会怎样。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政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O: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五万人,四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鲁西南战役共歼灭敌人5.6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宋瑞珂,整编第七师中将陈颐鼎、第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第七十师少将副师长罗哲东、第六十六师参谋长郭雨林等高级将官多名。——译注)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于接下来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充满感情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③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它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毛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要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砌底失败。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时间,曾领军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二十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在大别山艰苦奋斗。
  转机到1948年春天才来到,其他的共产党部队防线进入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的空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进军豫北。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是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停滞阶段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作一番休整。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曾有过的几次会谈,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处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的身体感到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邀请他就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达到高潮,共产党第一次考虑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不管怎么说,毛有理由怀疑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国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斯大林企图就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盘问他,并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怎样怀疑,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回忆录。聂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④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他说,他拒终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⑤。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制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一百五十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个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派出了大约三十万的军队*并得到了民工
  *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的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刚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则被打阮。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碎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人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发现他的努力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暗中破坏。蒋认为保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其撤到台湾。尽管蒋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国民党政客和军官的所有老关系,又在一边建立了一个司令部,组织调动了大约五十万的部队,大部分的海军及空军力量及中国全部的黄金与外汇储备。蒋介石指望,由于欧洲的冷战,美国的反共情绪日益强烈,因此不会允许共产党攻入台湾。更长远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他也许能反攻大陆。
  刘邓野战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又打了两个重大战役。在第一个战役中,他们攻下了南京,占领了长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对于邓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战争生涯的结束。党曾计划让邓负责华东地区的政治工作,并且已经任命他担任党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地区曾是前国民党的中心。
  但是到了7月份,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当时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封锁的危险”(指美国的军事干涉)已经消退,他们决心继续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最后地盘。随之决定邓小平继续留在刘伯承的野战军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于10月上旬离开北京前往湖南,他们的队伍同时也向那儿开拔。刘和邓是乘火车去的,这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尚不习惯的豪华享受,在离湘江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赶上了自己的部队。1934年11月份红一方面军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这次的任务是解放西南。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快。尽管国民党还以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在四川及另外几个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军官带着他们的部队纷纷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了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破坏。邓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上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这样老的资(此处有误。邓小平当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译注)历,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坚持,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制订了《共同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根据纲领,中国共分为六个大区,其中四个大区都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邓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京党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四个省,这四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讲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将近一亿五千万,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刘怕承与他们的同事为自己制订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却相当困难,山区里活动着各种武装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讯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另外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实新的干部队伍。
  要想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祥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的一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的采纳势在必行,并且很快地产生了效果。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到1951年已经骤然下降到20%,至1952年进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邓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1949年在整个四川省仍旧还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在公开记录中,并没有什么能够表明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这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以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即将离开这一地区之前正式启用了。在这个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三张照片被收录到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为自己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三大任务中,邓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⑥
  这是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剥削,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操纵了政治生活,这是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疹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的社会革命。
  土改使党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痛斥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得到解放并树立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控制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在经济上,土改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不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都达到了均贫富。
  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者一样积极地推动土改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自己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受到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邓先烈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他自己住在一起。为此,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的知名度,同时如果地方共产党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那么在士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的粗暴对待。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却更为高明,这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亲属收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面临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则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许没得到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但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来就已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绩,使得毛和其同事决定凋他进京。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认为邓同毛的私人关系影响到这次调动,这个猜想无疑是错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应该说邓同刘少奇及周恩来——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关系起了作用。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8-1169页;第1173页;第一卷,第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0-1231页。
  ③《邓小平传略》第17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6页。
  ⑤施拉姆:《毛泽东传略》,第191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心事自然会有。当时身在外经贸部网站的马云的心事是:要不要回杭州创业?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1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一天的《南方周末》以她惯有的特色面世,这是一份创刊已15年的报纸,对弱势群体、草根阶层充满关怀与同情,这让她在中国2 000多个县城里都有足够的销量。她在新年贺词里写道:"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1999年,中国的寻呼机用户达到了7 500万,官方的数据是,自1995年以来,寻呼机用户增加了5 400万左右,而经营这一业务的企业也达到了接近峰值的1 700多家。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征兆已现。1998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UT斯达康CEO吴鹰,其时已经投资数千万发展小灵通了。这个外形酷似手机的通信工具,以"便宜"、"信号差"而著称。不过,用它替代寻呼机,绰绰有余。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但是,寻呼机的好年景维持不了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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