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十年,毛泽东传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96)

  1904-1920年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本人年轻时一直使用这个出生日期。根据20年代的记载,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也是7月12日。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遍布着小山和小溪。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土地,在好的年份,足能收获10吨粮食,广安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拥有几干户居民,但是这里不是四川最繁华的地区。四川的动脉长江,从西南穿越全省流向东北,途中汇合了不少支流。广安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二百多英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距最近的城市重庆也有一百英里。
  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至南方,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还是神秘的。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作为邓小平的罪状,村子被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尽管后来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但牌坊却没有重建。
  邓文明是个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喜欢社交的人。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中,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指挥过几百人的民军。牌坊村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乐于同人交往,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公道。在家里,他严格而又谦和。他对孩子们的训戒是严厉的,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他生前没有照片,人们记得,他中年时谢顶,蓄着大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并不引人注目。当邓文明确定第一个妻子张氏不能生育时娶了淡氏。淡氏的娘家家境可能很不错。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巧并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穷的父母是提供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孩子,邓小平排行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后来,大概在1920年邓小平离开家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20年代后期她便去世了,据说死于结核病。设人写过成讲过她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所以很难推断她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孩子们对她怎么样地依恋。
  邓文明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萧氏为她生了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一岁*,为邓文明生了两个女儿。夏以前 (*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两岁。---译注)结过婚,她是带着一个女儿嫁到邓文明家来的。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①。因为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了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却永远也见不到他那位同父异母小妹妹了。1949年,就在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攻克四川前夕,她去世了。
  在中国,起名字没有约定的标准。父母从所有的语言词汇中选择一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份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被取名先烈,邓文明接下去给后来出生的他的所有孩子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一生都使用这祥指定的名字。而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则不是,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80年代时依然存在,只是被当地干部进行过相当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所房子虽然宽敞,但极普通。这栋大宅共有二十二个房间,房屋与房屋之间用很高的木梁隔开。后来拆了右厢房,房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庭院是铺设过的,但屋顶在邓的童年时代是用茅草覆盖的。窗户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是硬泥地。没有自来水。可以肯定,邓吃得很好,而且冬天有温暖的被窝可睡。但他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怫。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士匪或仇敌暗杀*应为1936年。---译注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邓小平是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读书的。——译注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的时尚。根据邓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当时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优惠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陈旧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几代皇帝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所有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因而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很小部分)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④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⑤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⑥。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⑦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者本人。
  ③《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④贝利《中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第449页。
  ⑤同七书,第452页。
  ⑥同上书,第453页。
  ⑦弗朗兹:《邓小平》第28页。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毛泽东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还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力量来推动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他都还想试一试。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七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十一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全用白话文。该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那时正是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而毛泽东总是挥汗疾书,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⒁。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泽东竟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速转折的历史时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都难以比拟的。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是怎样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
  以往,毛泽东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释一切,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今,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了。
  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⒂“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⒃。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⒄。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⒅。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⒆。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计划筹组一个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一个章程,于九月一日发向各地,邓中夏还把它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个《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恰在这时,长沙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里割颈自杀,轰动了社会。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事件,让刚刚加入新民学会的周南女校学生李思安等去调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已逐步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它们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讨论和试验之中,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在当时诸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优势。因为它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旅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中断了。
  到北京后,毛泽东又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接着,北京大学的王光祈等又组成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试图用这种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这些,在青年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虽然一直忙于学生运动和办刊物,但仍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泽东是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21)这种主张同他在《湘江评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的最适宜之处。他把《学生之工作》公开发表出来,目的是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这是客观环境迫使他这样做的。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主政湘事期间,作恶多端。如: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等,五四运动爆发后,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毛泽东正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张敬尧却蛮横地摧残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评论》。这些,也不能不给予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使他难以平静下来。当八月中旬张敬尧强迫解散学联时,他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驱张运动。九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原学联干部酝酿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他明确地把驱张运动视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联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军队的武力镇压。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泽东连续两天参加长沙各界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的会议。六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
  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分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的同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为了要求撤惩张敬尧,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七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护杨昌济。杨昌济病逝后,他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驱张运动发生了明显效果。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声讨下,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最终迫使张氏溜出湖南的,靠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后“要预备充分的能力”,“锻炼一班好同志”,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曾在这封信前加了一个按语,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他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但驱张“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22)。
  的确,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毛泽东却是把驱张放到改造社会的整个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应该如何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这些,都是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
  对新村式的改良,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了这个团体。一九二○年二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并写信向长沙的新民学会做了介绍,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23)一种学理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看来,毛泽东对工读互助运动,既喜欢又茫然。他还需要继续观察它在实践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访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为主要话题的。
  驱张以后,湖南怎样建设?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给在京的老师黎锦熙,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驱张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进步青年做什么?毛泽东设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试试看,在里面“实行共产的生活”(24)。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是频繁。他们多次讨论了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他二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又前往黎锦熙住处长谈到深夜,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黎锦熙也主张中国的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问题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5)。通过驱张运动的实践,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一样,未曾详细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对孔子这一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到上海的会员达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了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28)五四时期,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了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4月30日,"非典"最为猖狂的时刻,杭州市市长茅临生还专程到阿里巴巴公司考察了一个小时,他期望,在这个特殊时期,电子商务能助贸易一臂之力,协助企业摆脱困境。而在当时,专家们也普遍认为,上网做生意,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是这个"非常时期"最可行、最安全的救市良方。对于将目标锁定在中小企业的阿里巴巴而言,这委实是个天赐良机。"最需要网上交易信息的正是中小企业。"马云也如此表示。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⑩。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⑾。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5月6日下午4点,戴着大口罩的马云,向大家宣布了这个消息。同时,全体员工在家办公的通知也已发出,大家戴上了口罩,抓紧时间打点家里办公所需的一切。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工程部的技术人员就为员工家里的电脑设置好了工作所需的必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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