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邓小平传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64)

  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邓绍圣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其中约有半数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驶赴法国。他们都是四等舱旅客,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去用餐。他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准备三餐和用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次航行令大家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则非常想家,以致于在远未到达马赛以前,便开始询问返家的可能性。
  邓和他的伙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每二十个人左右划分为一个小组,并把各个组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组被送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的一个特殊的班里,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又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另外一些人则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获得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以充作日后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费用。这后一种学生都是比较贫穷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可以把钱存在华法教育会,而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事。1921年1月,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主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会管理不善。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而它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这个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这时候他已回到中国)和这个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很狼狈,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在整个1920年里,他们对这项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给中国带来有用的知识的更好的办法是按法国模式在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特殊的吸引力在于有个新的前景,这是勤工俭学活动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从法国政府得到资金,这笔资金是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调拨的。
  这些远离家乡的勤工俭学学生尚不了解这场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邓小平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所在的那个巴耶班被撤销了。此时他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因此按理说,他可以请求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被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作。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工作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①。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馈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广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己无力寄钱给池,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②。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口的证折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赵和周是邓的两位引导者,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赵都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聪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此时已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这也是他一生独具杰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邓虽然个性比较拘谨,缺乏耐心,但也养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个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共处的这段经验之外,大概没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池为什么会养成这祥的性格。六十年后,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邓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的周恩来的卧室内。它位于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邓只能在这个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房间里还摆放着周的床和别的家具,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所以团执委会(有四五个人)和其他盛大聚会只好在附近的饭馆举行。在这些饭馆里,周和其他人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面包。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了羊角面包的味道,所以当地1974年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人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有一段时间邓是该刊两名编辑中的一名。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现存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1924年整整一年里,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分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腹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池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④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人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申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⑤。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部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l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⑥,以打击帝国(根据原文译出——译注)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⑦,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⑧。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背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池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同时还显示出他很重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国外的生活对邓小平的影响并不大。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他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讲法语。但还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法国的工程学和建筑学感兴趣。无论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邓有法国朋友的记载。一些勤工俭学学生,或者通过在夜校浏览共产党人的《人道报》,或者通过住在私人家里,或者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祥。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⑨;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广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⑩。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②同上书,第3-4页。
  ③《华盛顿邮报》1980年8月31日。
  ④《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⑤巴曼·杜勒斯:《在法国的日子》第31页。
  ⑥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第702页。
  ⑦同上书,第704页。
  ⑧《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57页。
  ⑩弗朗兹:《邓小平》第56页。

   欧洲风云多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一心在盘算着征服波兰的"白色方案"了。他认为,凌辱许士尼格和贝奈斯并没有费什么力气。现在要轮到约瑟夫·贝克了。

  张伯伦曾大肆宣传,慕尼黑协定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但和平在哪里呢?历史的纪录如下:

  那件红绒背心是我怀孕的时候穿的,下缘极宽,穿起来像一口钟。

   1938年10月21日,也就是慕尼黑协定后21天,希特勒发布了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令。

  那原是一件旧衣,别人送给我的,一色极纯的玫瑰红,大口袋上镶着一条古典的花边。

   1939年3月15日,德国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

  其他的孕妇装我全送人了,只留下这一件舍不得,挂在贮藏室里,它总是牵动着一些什么。,藏伏着一些什么。

   3月23日,德军侵占了立陶宛的默默尔港。

  怀孕的日子的那些不快不知为什么,想起来都模糊了,那些疼痛和磨难竟然怎么想都记不真切,真奇怪,生育竟是生产的人和被生的人都说不清楚过程的一件事。

   3月24日,希特勒密令三军做好占领但泽自由市的准备。

  而那样惊天动地的过程,那种参天地之化育的神秘经验,此刻几乎等于完全不存在了,仿佛星辰,我虽知道它在亿万年前成形,却完全不能重复那分记忆,你只见日升月恒,万象回环,你只觉无限敬畏。世上的事原来是可以在浑沌噩然中成其为美好的。

   4月3日,希特勒批准下达密令"白色方案",命令三军在9月1日以前做好入侵波兰的一切准备。

  而那件红绒背心悬在那里,柔软鲜艳,那样真实,让你想起自己怀孕时期像一块璞石含容一块玉的旧事。那时,曾有两脉心跳,交响于一副胸膛之内——而胸膛,在火色迸发的红绒背心之内。对我而言,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孩子的“创世纪”,我每怔望着它,就重温小胎儿的腹中来不及地膨胀时的力感。那时候,作为一个孕妇,怀着的竟是一个急速增大的银河系。真的,那时候,所有的孕妇是宇宙,有万种庄严。

   4月7日,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派兵进入阿尔巴尼亚,这样他在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后,又征服了这个"山鹰之国"。他因此得到了一块进入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跳板。在欧洲已经十分紧张的空气中,这使得敢于抵抗轴心国家的小国更加胆战心惊。

  而孩子大了,而那里自顾自地玩着他的集邮册或彩色笔。一年复一年,寒来暑往,我拣衣服的时候,总看见那像见证人似的红绒悬在那里,然后,我习惯地转眼去看孩子,我感到寂寥和甜蜜。

  这些纪录说明,慕尼黑协定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和平,而是加速了战争的步伐。希特勒本来打算发动局部战争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是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帮了大忙,使德军不战而胜,几个月工夫就连陷两国。这是出乎希特勒和德国将帅们的预料的。于是希特勒决定抓住西方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并害怕打仗的弱点,继续发动进攻。他对党羽们说:"我们的敌人是小蛆虫,我在慕尼黑已经领教过他们了。"他决心以但泽自由市问题为借口,向波兰开刀。这样,围绕着波兰问题就展开了大战前夕一场最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

  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东部,东接苏联,西邻德国,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临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领了波兰,德国就可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又可以把波兰作为将来入侵苏联的军事集结地和出发基地。波兰有丰富的煤矿,冶金、化学、机器、造船工业都相当发达,通过掠夺波兰的人力物力资源,将进一步加强德国的战争能力。

  波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波兰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终于复国,它的领土由俄、德、奥三国操波兰语的居民组成,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北方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但泽市,1793年被普鲁士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为自由市,组织自治政府,经济处在波兰支配之下,宗主权也属波兰。此外,波兰还从战前德国土地取得通向波罗的海的一条"走廊"地区。

  凡尔赛和约所缔造的国家,没有一个像波兰那样命运多舛。在刚刚复国以后那几年动荡的岁月里,它对俄国、立陶宛、德国、捷克都曾进行过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在毕苏斯基元帅死后,波兰主要是由一小群"上校"统治着,他们是毕苏斯基麾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俄国作战的波兰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居于魁首地位的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贝克上校负责掌握着外交政策。这帮昏庸糊涂的军人集团,一贯妄自尊大,政治上短见,反苏反共,在希特勒侵捷时,居然趁火打劫,伺机分割了一小块土地。正是因为他们和英国人帮助德国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国家才陷入了军事上无法防守的地位。1939年3月,当希特勒向波兰提出了割让但泽和解决"走廊"问题时,波兰政府才慌了手脚。它坚决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它的盟友法国和英国求援。

  在所有同德国接壤的国家中,从长期来说,波兰是最应该有所戒惧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它却是最没有看到德国的危险的。凡尔赛和约之中,再没有哪一条比建立波兰走廊、给波兰以出海通道并且把东普鲁士同德国分开的条款更使德国人怨恨的了。把但泽港口从德国分割出去,使它成为处于国际联盟的监督下,然而在经济上又完全处于波兰支配下的一个自由市,这件事情也同样引起德国的怨恨。就是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也把这看成是波兰毁伤了德国的肢体,而不肯予以承认。德国陆军的态度对此更加强烈,早在1922年,冯·西克特将军就这样说过:"波兰的存在对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并存的。……消灭波兰必须成为德国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

  然而,贝克上校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有所觉醒的。他同绝大多数波兰统治阶级一样,对俄国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更不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如此,他也不喜欢法国人。他在1923年在巴黎任波兰大使馆武官时,曾经被法国当局以出卖同法国陆军有关的文件的罪名驱逐出境,因此对法国人怀有宿怨。他在1932年成为波兰外交部长以后,从一开头就对纳粹独裁政权抱有热烈的同情。过去6年之中,他曾尽力使他的国家接近第三帝国而削弱它同法国的传统关系。

   1934年,希特勒主动同波兰签订了波德条约,目的就是乘机取得一个如此坚决反苏反共的国家的友谊,而且同时使它疏远日内瓦和巴黎,从而破坏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欧洲体系。波兰对德国同情友好的关系,使希特勒能腾出手来先办该办的事情:进兵来因兰,征服独立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所有这些加强德国、削弱西方、威胁东方的行动,贝克和华沙的其他上校们都以无法解释的完全盲目的态度欣然作壁上观。

  如果波兰外交部长,像他自己所说,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已因为希特勒的要求而陷入悲观的话,他的情绪随着春天的到来更大大低沉了。当3月15日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派兵保护"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时候,就在那天早晨,波兰南部的边界已经被斯洛伐克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就像它的北部边界早已被在波麦腊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一样。仅仅在一夜之间,它在军事上就三面被围,变得无可防守了。

  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墨迹未干即撕毁慕尼黑协定、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向波兰提出但泽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感到极大震惊。这一系列行动使中欧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重大变化,严重损害了英法在欧洲的利益。慕尼黑政策彻底破产,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指责声,张伯伦丢尽了脸。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张伯伦在下院发表了强烈谴责希特勒侵略的演说,并宣布全力支持并保证波兰的独立。4月,英国又宣布保证希腊、罗马尼亚、丹麦、荷兰等 国的独立;同时宣布国民征兵法,加强战备。法国也跟着做了相应的表态。由于英法与波兰根本不接壤,要援助波兰,必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于是英法两国同意从5月份开始和苏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这些都说明,在希特勒侵略得寸进尺的威胁下,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德政策开始发生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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