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南昌打吉安,台海浊浪

2019-09-13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75)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些主张,自然同毛泽东等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同时,又以强硬的语调提出:“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南阳开了一个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长汀县城继续进行。“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赶到长汀,在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共中央精神的报告。据涂振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④
  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毛泽东、朱德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他又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⑤尽管如此,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使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
  联席会议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一万多人,内有共产党员四千人,有枪七千支。红一军团成立后,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1. 台海浊浪

  11.卡尔·马克思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⑥。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蒋介石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二十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⑧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十八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二十九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六个师又一个旅,共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⑩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九月一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三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十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十一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十六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⑾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⑿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朝鲜战争之后,艾森豪威尔对外方针的立脚点是,在解决世界性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盟友的力量。

公元1818~公元1883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⒁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⒃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十月二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赣西十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可以说,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被称为“条约狂”,这绝非偶然:1954年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1957年成立中央条约组织。到50年代末,美国已同42个国家建立了“军事义务”的关系。这是一个用密集的军事基地对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总体包围的方针。

“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1818年诞生在德国的特里尔镇,父亲是律师。卡尔17岁时进入波恩大学功读法律,随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最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准备对红军发动“围剿”,而红一方面军内部却又争论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问题来。不少干部仍坚持按照中央原有决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泽东从攻打长沙失利的教训中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公开对抗,只能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决定将部队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等待战机。
  根据这个决定,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从十四日拂晓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
  毛泽东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十月十七日抵达峡江县城,召开总前委会议。这时,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将结束。在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
  会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暂以七天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军拟仍在原地区延长工作三天”。⒇这样,部队实际上不再向北推进。
  鉴于局势日趋严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县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会议。
  当时得到消息: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会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情的变化,明确地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21)
  开始讨论时,少数人不赞成这个主张,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22)多数人如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第二天,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23)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24)
  但在联席会议上,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在决议上并没有把它写上。十月三十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十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状况出发,要战胜敌人的“围剿”必须退到根据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25),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
  这样,整个方面军在统一指挥下开始投入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美中关系,则是前任的民主党总统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给美国在亚洲大陆的地位以迎头痛击。亚洲大片地区以及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情况需要美国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认真的调整。

此后马克思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在科伦为《莱茵报》当过一个时期的编辑。但是他那激进的政治观点,不久就给自己惹出了是非,于是便迁居到巴黎。在那儿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同的政治观点使两人结下了真切的友谊,甘苦与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毛泽东虽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十六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当进攻长沙失败后,他又在存在严重争议的处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朱德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间,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四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有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环境中,能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一切重要问题——苏美关系、朝鲜战争、日本问题、印支战争、台湾问题,都同极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不久,马克思被驱逐出国,迁居到布鲁塞尔。1847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他发表了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翌年他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其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同年晚些时候,马克思返回科伦,数月后又遭驱逐。之后他迁居伦敦,在那里度过余生。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页。
  ④ 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10月间。
  ⑤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在一项声明中强调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等于是战争举动。”他指出,在没有与国会磋商前,他永远不会采取会导致战争的冲动步骤。

虽然马克思当记者时赚些钱,但是他大量的时间在伦敦搞研究,撰写有关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在那些年月里,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主要靠恩格斯的慷慨捐助来维持生计)。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于 1867年问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另两卷还没有写完,后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留下来的笔记和手稿编辑整理出版。

  不过,当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时,美国实际上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在他主持白宫的8年中,两大国的关系不时呈现紧张状态,台湾海峡多次掀起滔天浊浪,这是与艾森豪威尔所奉行的“扶蒋反华”的反动政策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著作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以空前的规模迅速发展来看,马克思显然应在本册居于高位,问题是他应高挂第几位呢?

  美国侵朝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侵越失败,提高了台湾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里的身价。美国认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条约系统的关键环节”。美国毫不隐讳地说,他们打算使台湾军国主义化,以巩固从南方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天然的战略基地。

做这样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人们对在渊古流长的世界史上的共产主义重要性的认识如何。虽然人们不能肯定共产主义究竟会发展到什么范围,将会维持多久,但是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牢牢地扎下了根,至少在未来的几百年内会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便用条约形式来固定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继美国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之后,1954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公然与蒋介石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海峡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部署。该条约宣称,美蒋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即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在马克思逝世后大约一个世纪的今天,至少在名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已接近13亿。这个数字在人类史上比任何皈依其他思想体系的信徒还要多,从占世界整个人口数字的比例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这就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和一些非共产主义者相信将来也许总有一天马克思主义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很难有把握地预料到将来会有这样的发展趋向。有很多似乎很重要的思想体系都有过其全盛时期,但是最终都销声匿迹了(摩尼创建的宗教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早在1900年宪政民主似乎显然是未来的潮流,虽然它在将来最终有希望得以实现,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再说这样的结论是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涅宣称,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部队已“处于准备停当状态”,“可以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美国的间谍机关则纷纷在中国沿海金门、马祖、白犬、大陈等岛设立特务机关,向大陆派遣特务,发展“游击武装”,以配合正面“反攻大陆”。

即使人们承认共产主义对今日世界和未来有巨大的影响,也可能会对卡尔·马克思本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意义提出质疑。苏联政府的实际政策似乎并未受到马克思著作的约束,他写了有关黑格尔辩证法和劳动剩余价值等著作,这样的学说似乎对苏联现今的国际国内政策并没有多大影响。

  美国军事顾问团则直接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沿海岛屿构筑“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利用海岛上的险峻地形,在滩头和纵深处建筑了永久性及半永久性的碉堡,设置了重重铁丝网,并且在岛的四周和岩缝里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和爆炸物。

当今共产主义强调四个主要原则;①只有少数有钱人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而大多数劳动者则在比较贫困中度日;②革除这种不合理的方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即生产资料归政府而不是私人所有的制度;③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这种制度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暴力革命;④要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长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路透社的记者惊呼,“美国要在亚洲大陆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了”。

前三项原则早在马克思以前就被明确地陈述过。第四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来的。苏联长期实行的现行专政,与其说是马克思著作带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实践所带来的结果。因此或许可以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影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而对他著作的注重也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企图标榜那种无论如何都要推行的思想和政策是有“科学”根据的。

  杜勒斯在此问题上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应当依靠蒋介石。他在1953年3月31日的一份文件中写道:

虽然这种标榜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的确太过分了。例如,列宁不仅仅宣称要遵循马克思的教导,而且实际读过并完全接受了他的教导,自信是在按照他的教导办事。毛泽东和许多其他共产党领袖也都是如此。是的,马克思的思想可能会引起误解和异议,但是基督、佛陀或穆罕默德也是如此。假如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一切主要政策都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著作的话,那么他在本册中的名次甚至还会高些。

  “对于多数人,蒋介石是战争时期的英雄。过去,比如在雅尔塔,我们没有忠诚地对待他。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美国应该记住,蒋介石仍然是中国惟一杰出的反共领袖,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更高瞻远瞩能接他的班的人,或能代替他的人。”

也许可以认为,使共产主义在世界如此广阔的天地里成为基本政治思想体系的主要功劳,应归于真正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实用政治家列宁,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列宁当然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是马克思甚至比列宁更重要,因为他的著作不仅仅强烈地影响了列宁的思想,而且也强烈地影响了许多其他共产主义领袖。

  赤裸裸的炫耀“实力”政策,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不安,连美国的同盟国领袖也都对此举纷纷提出异议。丘吉尔声明,英国“不会把以沿海岛屿控制在蒋介石手中为目的的战争看作是防御战争”,因这一行动也许会遭到十分不幸的反应,而无补于军事优势。加拿大官员莱斯特·皮尔逊强调,加拿大不会为沿海岛屿而战。印度总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这个命令加重了世界上的恐惧病。”

还有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是否应该把建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功劳在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划分开来。他们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最后定稿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两个人各自都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几部书,但是他俩在智慧上合作得如此密切以致理应把两人共同创造的产品当作一项不可分割的共同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确实也是两人合占一章,只不过标题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两个伙伴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封锁外,美国还急不可待地提出必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加紧实行外交封锁。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特别助理罗伯特·格雷认为:“一旦红色中国在联合国取得代表6.4亿大陆中国人民的权利,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政治胜利。”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是常常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有严重的错误。当然马克思具体的预言中有许多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例如,他曾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变得越来越贫困,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并未发生。马克思还曾预言中产阶级将会被消灭,其中大多数成员将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少数升入资产阶级中去,显然这一情形也没有出现。他似乎还相信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会使资本家的利润减少,这一预言不仅错误而且荒唐。然而不管他的经济学说正确与否,对马克思的影响都没有多大关系。一个哲学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而在于他的思想驱使人们付诸于行动。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无疑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蒋介石仿佛吃了“定心丸”,摩拳擦掌,不时地对大陆进行骚扰,在台湾海峡炮制了一起又一起严重事端。

  1955年元旦,蒋介石预言在金门和马祖“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周恩来总理说,“进攻迫在眉睫”。台湾危机一触即发。

  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奉命向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攻势异常凌厉,激烈的战争持续了53个小时。国民党守军司令王生明负隅顽抗,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战争以解放全岛告终。美国人急了。随后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对付“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条文规定:

  “在此授与美国总统在他确信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美国军队的权力,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免遭武装进犯。这项授权同时也包括保卫在友邦手中的,与上述地区相关的据点和领土的安全,以及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安全的防务过程中,采取他断定为必需的或适当的任何其他这样的措施。”

  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杜勒斯及威尔逊。他概述了他提出这份议案的四个理由:(1)它合乎逻辑的目的;(2)让中共知道“我们的意图”;(3)消除我们是否根据宪法行事的怀疑;(4)鼓励国民党的士气。艾森豪威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他“已下定决心让中共在中国海吃点苦头”,他不会“袖手旁观,听任赤色分子在大陆集结大量军队以进犯台湾和澎湖列岛”。

  周恩来总理马上作出反应。他称“总统咨文”是“战争叫嚣”。他严正宣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一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议定所谓停火协议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人干涉。”

  2. 核打击风波

  犹豫不决的艾森豪威尔对台海危机的政策始终没有确定下来。他并没有批准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剩下的是金门和马祖两个岛屿了,谁都不清楚艾森豪威尔是否会为保卫这两个岛屿而战。

  所有的意见都纷纷堆到艾森豪威尔的桌上。有的建议立即发动全面核打击,有的提出从台湾撤军。欧洲人也不失时机地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欧洲人担心,如果美国武装力量卷入中国海的战争,苏联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艾森豪威尔对英国首相解释说,“我不认为苏联想在这个时候打仗,苏联不会卷入台湾的战斗,也不会轻易利用这个机会越过易北河。而且,正像多米诺骨牌理论,金门和马祖的失守,会导致西方在亚洲的整个地位的丧失。”

  丘吉尔表示不相信。他锁着眉头说:“显然,共产党所要的只是金门和马祖,并不会危及台湾——而且这个岛屿应属于中国。”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不,中共在占领台湾以后,下一步将打日本的主意。把国民党安置在中国的一旁,始终威胁着要进攻大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丘吉尔仍是不相信。他所需要的是谈判、停火、使局势平静下来。

  为了使其余海岛上的蒋军避免被歼的命运,2月5日,美国国务院被迫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已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军从海岛上撤回台湾。

  可以说,一江山岛解放后,台湾军队中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够“带你们回大陆”的神话。在解放军的威慑之下,美蒋军队慌忙从大陈岛上撤退,台湾全岛一片沮丧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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