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林彪事件

2019-09-1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87)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②《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①(①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②(②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别梦依稀咒逝川,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①(①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故园三十二年前。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红旗卷起农奴戟,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

  黑手高悬霸主鞭。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

  为有牺牲多壮志,’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

  敢叫日月换新天。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

  喜看稻菽千重浪,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

  遍地英雄下夕烟。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要正式讲一次。”①(①毛泽东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

  一山飞峙大江边,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8月11日。)

  跃上葱茏四百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冷眼向洋看世界,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热风吹雨洒江天。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云横九派浮黄鹤,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①(①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

  浪下三吴起白烟。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陶令不知何处去。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五万吨左

  桃花源里可耕田?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个省也造不起来。”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①(①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①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②(②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5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③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④(④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①(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①(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⑤同上。

  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王将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

  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

  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

  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

  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

  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

  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

  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

  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各方面都要管。”

  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

  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

  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以上三月二十

  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日)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3月18

  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日、19日、20日。)

  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

  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

  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

  ⑧同上书,第45页。

  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

  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

  有了。”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风雨即将来临。”③(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谈到总路线,他说: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1995年2月版,第152页。)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①(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②(②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

  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

  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

  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

  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整左派,我不同意。”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

  ‘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

  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犹可追。现在抓嘛!”

  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

  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

  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反面。”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

  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

  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

  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

  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

  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

  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

  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

  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

  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

  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

  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①(①《中

  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

  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

  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

  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

  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

  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

  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

  来说也是好的。”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

  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

  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

  ……

  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

  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

  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

  毛:不怎么样。

  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

  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

  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

  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①(①毛泽东同阿

  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①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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