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希特勒传

2019-09-1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83)

   那些纳粹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来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按兵不动的缘故。"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宪法草案在结构和文字上的特点。《说明》指出:宪法草案的结构和文字力求简明。草案只分四章,凡是可以在这四章中规定的,都不另设专章。关于宪法的总任务(也就是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产生的基本背景和实施宪法总任务的条件,都写在草案的序言里。宪法草案的条文不足一百条②,字数连序言不足一万字。这在各国宪法中要算是比较短的一个。这样简要,不但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凡是可以由普通法律规定的东西一般无需列入宪法。而且由于第一,我国既然处在过渡时期,宪法的许多规定必须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免在实际生活的迅速发展中变得不适用和成为障碍;第二,我国人民对于实施宪法还缺少必要的经验,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结论,不可能也不应当过早地作详细的规定;第三,人民对于宪法既然还缺少经验,宪法愈繁杂人民也就愈难了解。《说明》又指出:“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子。"纳粹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认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王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英国和法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声明要援助他们的盟国波兰,但当纳粹匪徒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残酷屠杀波兰人民时,英法却无动于衷,西线出现了惊人的平静。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争"。在西方,人们也很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假战争"。正如一位名叫富勒的英国将军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26个德国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

  第五项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说:“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对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协常委他只爱国,不愿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⑧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在8月中旬,曾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9月7日晚上,他还记下了希特勒那天下午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英、法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希特勒正是出于这种估计,过了两天就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要求部队严阵以待,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②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中央各同志的信,手稿,1954年1月15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希特勒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他说,"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 。对于英国"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他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他反唇相讥,质问英法,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是为了要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希特勒狂妄地说,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 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首先,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随后,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上作关于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⑤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希特勒继续说道,"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消耗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希特勒呼吁那些持有相同见解的人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响应,并对主张抗战的丘吉尔进行了攻击和恫吓。他说,"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1918年11月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巴黎东北贡比涅签订投降协定。规定德国停止军事行动,交出部分陆海军武装,德军撤出占领的土地和退出莱茵河左岸地区等。它后来成为《凡尔赛和约》的基础。"。

  在这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结论中说:在全国人民讨论中,证明了我们的宪法草案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的,是实事求是的。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将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他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担负更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⑤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当天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对"和平"也作了一番"精彩"的鼓噪。这家纳粹机关报的标题是:《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外德国再无其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事后盟军从缴获的纳粹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希特勒就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为他的和谈阴谋进行活动。早在9月8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民普遍厌战,打算一俟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10月2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外交部国务秘书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张伯伦于10月12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问题"。他说,德国政府的诺言是不能信赖的。如果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一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为了消灭波兰的知识分子,弗朗克在一次对下属的讲话中说,"先生们,我要求你们,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

  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郑重地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充分的民主权利,享受到经过长期的人民民主革命所得来的胜利果实。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对9月3日被德国U30号潜艇击沉的英国"雅典娜"号邮船,希特勒采取了贼喊捉贼的办法。9月3日晚上9点,也就是在英国宣战10个小时以后,满载1400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200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德国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了112 人死亡,其中有28名美国人。对此,希特勒不仅矢口否认是德国人干的,而且在10月22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竟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第二天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难堪,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只要纳粹元首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制定宪法;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这种损失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月7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只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要一星期。"

  关于现在办选举、制定宪法有没有困难的问题,毛泽东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恢复经济,困难都要少一些。经过我们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关于制定宪法,毛泽东在十一日那个座谈会上就说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几天工夫,由十九个代表(每省一个人)就搞出了“临时约法”。我们的共同纲领,经过大家讨论,实际上搞起来,前后也不过一个月。①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按照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具体的。1939年5月19日的法波军事协定明确规定,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9月1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总参谋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但当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941至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刻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3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4个师,共15.8万人到法国去。丘吉尔讽刺为"象征性的帮助"。

  在到会的一千一百四十一位代表的热烈的掌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2-254页。

   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他说:“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9月26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极力表白"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同一天,希特勒又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外交部翻译官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

  ⑿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1954年3月23日。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①

   希特勒在基本上消灭波兰主力之后,一方面加紧作入侵西方的准备,一方面又竭力鼓噪"和平"。这位恶魔在9月19日的国会上说,"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祈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关于这部宪法的起草经过,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作过这样的回顾:“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⑩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与此同时,9月27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决定趁英法还没有作好准备,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但为了欺骗人民,麻痹对方,10月6日中午,希特勒又假装诚挚的样子,再次提出"和平"的建议。

  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毛泽东比较看重一九四六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认为它代表了比较进步、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手稿,1961年3月13日。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和法国政府当权派深染失败主义情绪,他们对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怀有恐惧心理,在纳粹匪徒疯狂进攻面前吓破了胆。果真,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希特勒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许多纳粹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中说,为了充分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知在分析了“三年准备”的任务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即将开始的国内形势后指出,现在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拟于一九五三年九月间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五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德国确实这样作了。9月10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个事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50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太会堂杀害了。纳粹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有42本生活和工作日记。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字不漏地都写进去了。他在任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七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七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作了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新占领来因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

  ③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2日。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英国和法国虽然高挂免战牌,但德国的海军却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11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64595吨,几乎等于1917年4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53561吨,第三个星期为12750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4646吨。9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26艘,共135552吨;被水雷炸沉的为3艘,共16480吨。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陪同的人劝毛泽东等天晴了再去,他执意不肯,在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察看,一面向农场负责人询问情况。毛泽东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进步的,有反动的。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他同样要求参加讨论宪法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也这样做,所以特地列出上面那个书目,并作出画龙点睛式的评论。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10月13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

  在表决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二十一人发言。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要求立宪行宪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但是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民主的宪法。如今,中国人民多年来流血奋斗所寻求的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就要如愿以偿了。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宪法,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宪法。在宪法草案中体现了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进步性。张治中在发言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谨严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⑩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这是可靠的情报。10月7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10月10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立即送毛泽东。八月六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就在希特勒大唱和平经的同时,却又指示纳粹匪徒们对波兰人,尤其对犹太人,横加杀戮。10月18日,希特勒对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说,"我们无意重建波兰","绝不能让波兰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希特勒恶狠狠地说,"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计划。"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诸如"解决和了结犹太人的问题",解决欧洲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易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 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问题的限制。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55年1月17日。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我们正在前进。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关于宪法要不要有纲领性的内容,即将来要完成的任务,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后来毛泽东谈起这个问题时说:“一般地说,法律是在事实之后,但在事实之前也有纲领性的。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后头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说,宪法只能承认事实,而不能搞纲领。那个时候,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不赞成,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⑨

  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9日。

  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会议决定: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由他们负责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⑧

  ③中央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杭州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此,这里成了他经常驻足的地方。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4-330页。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③

  侯波回忆说:“跟着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杆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地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⑤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删掉的条文是指哪一条呢?在宪法较早的稿子上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毛泽东所指的就是这一条。所谓谦虚不谦虚的问题,也是就傅作义发言中关于这个条文的意见而作的说明。傅作义在发言中说:“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②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当时跟随毛泽东一起爬山的汪东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摄影记者侯波,对毛泽东爬山的情况,都作过一些回忆。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④邓小平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1954年6月18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毛泽东对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⑦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这时,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也在杭州作启程回北京的准备。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③同上。

  普选,是这部选举法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如今,通过选举法的形式,把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成果和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律上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关于草案对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各种保证,《说明》认为,“这些保证都是我国政府过去几年所已经开始实现的;但是我国还处在过渡时期,所以草案对这些保证的规定都说明是在逐步扩充中”。这一点,毛泽东后来也作过解释,他说: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①宪法草案关于国家民主化的规定,体现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体现了国家民主化的过程性。

  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他说:“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六次会议,今天是第七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草案(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以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那就是它的事了。”⑨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⑥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①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1954年3月23日。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这两首诗,展现了他登高远眺,西湖和整个杭州的景色一览无遗的壮阔场面,令人神往。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惯例,在决定这样的大事之前,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事先都要向党外人士通通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次也不例外。毛泽东于十一日召集了有十八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周恩来于十二日又召集了政协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从两次座谈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讨论中,反映出有些人对现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还存在一些顾虑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一、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二、这样做有什么作用?三、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四、这样做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不利?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页。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是制定宪法。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中国从清朝末年以来的历次宪法,他是这样评论的:“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⑤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⑦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选举法的颁布和实施,获得极大成功。为了切实搞好各级普选,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据统计,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二十四时全国人口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人。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工作,有三亿二千三百八十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名选民进行了登记,占进行选举地区十八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一八。各地公开张贴选民榜。领到选民证的公民普遍感到兴奋和自豪。随后,在全国基层单位进行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共二亿七千八百零九万三千一百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八八。④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④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开幕词,是一篇充满激情与自信的政治宣言,表达了中华民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坚定意志。它是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群众情绪高昂这一历史真实的反映;同时它又极大地激励着千百万群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奋勇前进。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在杭州期间,正是中共中央刚刚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时刻关注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多次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汇报。在三月初的一次汇报中,他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⑥”变成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十分兴奋,当即向谭启龙表示,他要亲自去看看。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要记录,1961年3月14日。

  ⑦谭启龙:《回忆毛泽东亲临浙江的几个片断》。见《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7页。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汪东兴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指杭州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引者注)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十二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雷峰塔、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峰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③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对宪法草案的讨论情况,随时由田家英向他汇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也特别忙碌。他们要随时收集、整理和研究从各个方面报来的大量修改意见、建议以及提出的种种疑问,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准备。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毛泽东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九个,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副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修改,但又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③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4年9月14日。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和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张澜、黄炎培、程潜等,共二十六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又及”⑩

  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三人,以董必武为主,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三读稿进行研究和修改。还请了周鲠生和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和吕叔湘为语文顾问。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在讲到宪法的意义时,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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