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典皇心难改变,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2019-09-1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68)

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雍正惊得呆住了,他想不到引娣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哦,你有这样的心吗……你如果死了,朕定要下令处死允禵,绝不宽容!”说完这话,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便惶惑地向乔引娣看了一眼,又转身走了……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雍正皇帝冲风冒雪在半夜里来到允祥这里,是因为前晌在乔引娣那里受了冷遇,又不能发火,他睡不着,也坐不住,这才拉着张廷玉出来的。听见允祥在问他,他像是被恶梦惊醒了似的说:“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哦,对了,你说的是兄弟之事……朕何尝不想兄弟同心?要知道,他们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呀!你们看看这几年里,想作乱的有多少?隆科多、年羹尧倒也罢了,如今老八又提出‘整顿旗务’了。好啊,既然他们这样地锲而不舍,朕也只好奉陪到底了。”他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包药来,李卫连忙给他倒好了水送来,看着他把药吃掉。却见他苦笑着摇摇头说:“唉,这药可真苦啊!可是,不吃又不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嘛。廷玉,李卫,你们有什么也索性全说出来吧,不管你们说了什么,朕都许诺言者无罪。”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张廷玉神色庄重地说:“皇上既然这样诚恳地求谏,老臣就放肆直言说说心里话。老臣知道,当皇帝难,难得很哪!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只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馅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还当着皇子的时候,您不就是总在受着攻击吗?但臣以为,只要皇权不旁落,人臣们的‘勇力’就难动其心;而人主聪察明断,那些所谓的‘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伎。唯有这‘嗜欲’二字,是天性中自带的,如果不在‘克己’上下真功夫,就难免要堕入小人们的迎合之中。”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雍正含笑地问:“廷玉,那你就说说朕有什么‘嗜欲’。你不妨明说,朕绝不会怪你的。”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允祥和李卫听到这里,都觉得张廷玉一定要说乔引娣的事。不料张廷玉却说:“主上的‘嗜欲’就在于‘急于事功’。下面的臣子看准了这一条,也就会千方百计地投主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的,主上下令要在三年内还清,这就是急于事功之一例。先是湖广虚报亏空补完,李绂一本奏上,几个方面大员被罢了职务;山西诺敏假冒邀功,又死于非命。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可是,朝廷逼得太严,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还有,皇上曾说过,‘不言祥瑞’,也确实对下边说的好听话不予理睬。可是,皇上的心里却是在盼着祥瑞的。鄂尔泰上书说,古州一个月之内,七次见到‘卿云’,皇上表示了惊奇和赞叹。十三爷这里的刘统勋当时就在古州,臣问他:‘卿云’是什么样子,他却说哪有那事儿啊!还有人报称某地万蚕同织一茧,长五尺八,宽二尺三,这明明是在说假嘛,可皇上还是让宣布了!田文镜本是清廉的官员,最近也来凑热闹,他奏报说‘河南嘉禾瑞谷,一茎十五穗’。可是,河南不是还照样荒欠吗?老臣不是说不该报这些祥瑞,而是说,只要主上心里稍有嗜欲,就会使下边的人想方设法地来迎合。时间一长,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谁也难以分辨了。”他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看了看雍正的脸色,便接着又说,“嗜欲有各个方面。老臣是从小就看着主上的,深知皇上不好酒,更不贪色。最近外面传言很盛,说的全都是乔引娣的事。臣不信,也不愿信!但臣还是要说,天子无私事!在国与家上面,皇帝与平民是绝不相同的。老臣这话,敬请皇上参酌。”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加、374页。)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稿的批语,手稿,1968年4月6日。)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①(①毛泽东同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张廷玉说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李卫在旁边不禁暗自佩服:好,张廷玉从小事入手,渐渐地说到本题,确实比别人说皇上是“好色误国”要有用得多,这姜还是老的辣呀!他一边恩忖一边说道:“张相说的那些,真让奴才长了见识;奴才是在主子身边长大的,这些年在外头做官,也确实看到了官场的积弊。比如这‘揣摩’二字,奴才就对它没辙。你能献四个穗的谷子,我就能给你弄来个二十四个穗的。反正只要哄得主子高兴,就是不能升官,起码也不会被罢了官。我也说过假话,后来才与主子交了底的,主子也没有怪我。再比如,早年间,我曾经把八爷府上的照壁都卖了,八爷也没有生气,因为那是私事,是小事。可现在遇上了国事、大事,八爷可就不肯让步了。奴才识字不多,只是看到戏文里说:女人祸国。奴才就想,哪朝哪代不全是男人当家呢?男人们要是不愿意,女人能替你办事儿吗?她能拿着你的手写圣旨?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奴才看皇上也犯不着为了她和十四爷闹生分。不说别人,我看着这丫头就觉得别扭。我是审过诺敏一案的,天天都能见到这个毛丫头,塌肩膀,水蛇腰,大脚片子足有四寸长,有什么好看的?”李卫心里明白,反正他识字不多,皇上又说了言者无罪,于是,他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棰地胡说,但句句说的都是讽劝。一直说得连张廷玉都笑了,他才住了口。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他们这里说得热闹,可没想到雍正的心里是多么难受。雍正一想到早上的情景,就忍不住要掉眼泪。他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眉头说:“你们都在与朕闹弯弯绕,朕怎么能听不出来?允禵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他不守法,不敬上,是有罪的人。从公的方面说,朕应当换掉他身边侍候的人;从私的方面说,他是朕的兄弟,朕也不愿他过份地伤情。朕体谅你们的好心,就再放他一马。允祥可以写信告诉他,他愿意在那里守灵也好,愿意回到京城来作事也可,三年之内,只要他能自省改过,朕都把他看作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可他要硬往那个‘党’里钻,一味地和朕唱对台戏,朕也就对他无可救药了。”他说完就站起身来,李卫连忙上前,扒了许多烧红了的炭火,替雍正装好了手炉,又护送着他离开了清梵寺。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外面雪下得很大,地上的积雪也已有半尺来厚。可是,李卫和允祥等人却没有想到,就在今晚,就在雍正他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也是在通宵达旦地计议着!这就是八爷允禩、九爷允禟和他们的几个亲信。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这里是八爷府的一座暖阁,它的一半压在水面上,另一面则建在水里。靠水的三面,全装着落地的双层大玻璃窗。冬天,坐在花厅里就可以欣赏到雪景,夏天则可临窗垂钓。为了保暖,这厅里的柱子全都是空心的铜板,地下通着熏笼,熏笼通着铜柱。允禩是很会享受的,他又爱暖和又爱赏雪,为了不让这花厅显出雪化了的情景,他又特意让工匠们在花厅顶上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所以,哪怕再冷的天,花厅里却仍然是温暖如春。据说,光这座花厅,就化了四万两银子。这样的屋子,不但别的王府没有,就连皇宫御苑,也难得一见。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

  此刻,这里的人们都早已是酒足饭饱,但等着听八爷的训话了。允禩清了清嗓子说:“诸位,今天我再说什么全都是多余的,我们已到了图究匕首现的时候了!我们这些‘鱼肉’,眼见得已被送上砧板成为刀俎,就是不想跳也不行了。”他说话的语气还和平日一样,话虽尖刻,但却说得极其平和,丝毫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八贤王”的名气,朝廷上下,人人皆知,他的沉稳平和,在朝中也一向是为人敬佩的。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

  允禟就坐在他的旁边。他比允禩只小两岁,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不但又黑又瘦,说出话来也特别的老辣:“八哥说得一点不假,老四既然一心让我们过不去,那就和他老账新账一齐算吧。内廷有人送信给我说,一开春允祥就要把我送到岳钟麒的大营去。所以,这事一定要赶到正月十五之前。刚过完新正,人心正散。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的大学士,你就趁着那时候,把来京的王爷们请去。题目一摆出来,他雍正不想见也得见。”他站起身来,在花厅上踱着步子说:“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殡天时,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人在外面,还能让允祥到丰台去杀人夺兵权?允祥后来去哭灵时,我们要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敢宣布那份假遗诏?允禵要是不奉诏进京,而是驻在西宁按兵不动,或者带兵视事,八哥再在朝堂上一呼,他雍正能坐得稳皇位?隆科多那次搜宫,如果再早上一天,雍正还不就得当流亡皇帝?我在西宁军中时,如果狠一下心,亲手杀了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也可能早就在西宁自立为王了。我这样说,不是在指责谁,而是说我们把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去了,按理说,上天早就该厌弃我们了。可是,他还在给我们机会,还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地干下去。我们难道能再一次失之交臂吗?”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

  “老九,你别再说下去了。”允禩的脸色通红,心中好像充满了悔恨,“以前种种,全怪你的八哥心太软,总想平平稳稳地干,不要弄乱了朝局。再说,我们手里也缺着一个能翻天覆地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猛之上呀!我仔细地想过了,这次只要闹起来,就不要轻易罢手,看他雍正怎么来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葛达浑眼睛熬得通红,他抚摸着脑门子说:“我管着文华殿,那里的太监们也都肯听我的。皇上无道,他擅改先帝的遗法,欺母逼弟,暴虐群臣,早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可我担心的有三条:一,我们没有兵权;二,如今君名份已定,我们这样做是不是造逆?万一有的督抚要起兵勤王,我们拿什么去抵挡?三嘛,人旗旗主现在只找到了四位。这些人平日里什么事都不管,只敢在背后发发牢骚,一旦到了和皇上对阵之时,他们会不会下软蛋?这些假如不事先想好,预备得不充分,失利事小,正如九爷所说,我们可是赢起输不起了啊!”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

  允禟却笑着说:“老葛,你太多虑了,我们只是把这些旗主们拿过来用一用,并不是叫他们上阵的。这棋,要分作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老四亲自下的旨意,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叫旗主们来京,有什么罪过?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是两条:一条是让旗人自谋生路,接着就削减旗人的月例钱;二是怪下五旗披甲人统属不明,不务正业。我们就先从第二条做起,在京各旗营的牛录管带的名单我早备齐了。旗主一来,先通知他们去晋见各自的旗主。旗主不是能对下属施行赏罚之权吗,只要他们见了旗主,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样,下五旗的兵权我们就拿到手了一半!就说毕力塔这小子吧,他是汉人,可他下边的三个佐领都是旗人。旗人一见了旗主,毕力塔再说话还能有分量吗?然后,我们再推动第一条,让旗人们反对分田自种,因为这是坏了圣祖的成法。你们别看这些王爷平日里任事不管,可他们一旦到京,又听了奴才们的撺掇,不跟着造反,那才是怪事呢?如今朝廷上布满了干柴,到时候,八哥出来一声招呼,看谁能收拾了这个局面?”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

  老八听到这里连忙接口说:“不不不,收拾局面的应该是八旗旗主,他们要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我们也没有篡位的心,更治理不了这个天下。应该说,天下的事情要天下公管!下五旗的王爷能来四位,我自己是正红旗的旗主,下五旗可以算是全都齐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弘历,正黄旗是弘时,镶红旗是弘昼。你们一定要记住,弘时才是我们要拥戴的新主子呢?他想的是夺位,我们要的是实权。这样号召起来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都听明白了吗?”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阿尔松阿说:“这好办,我还是镶红旗的第二佐领呢,明天我就去见弘昼。别看他平时不管事,可谁也不敢得罪他。前年隆科多派人搜宫时,他正在家里忙着烧丹炼汞。弘时没和他打招呼,他火了,说东华门这里是他的丹炉罡斗正位,硬是不让兵士们进去。这位五爷后来还专门去向弘时‘请教’,问为什么要打搅他的静修?弄得弘时只好向他赔罪才算了事。”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

  允禩笑了:“那好啊,你就去和他好好聊聊,用不着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的成仙之道。我这里正好有一本元版的《金丹正义》,你带去恭送给你家五爷吧。”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阿尔松阿刚随口提到了隆科多,倒让允禩心里好一阵惋惜:此人虽然被抄了家,可是京师旧部多得很哪,要是能把他也收拢过来,这是一支多么大的势力呀!就在这时,一个家人走了进来,在允禩的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允禩高兴得大笑一声:“好,想曹操,曹操就来,这就是我们的福份,快请他到书房见面。苏奴,你是我的侄儿,和我一同去见他更好。”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

  允禩他们来到书房时,一眼就瞧见站在那里徬惶无措的隆科多。允禩叫了一声:“舅舅安好?”苏奴也连忙打下千儿去说:“给老舅爷请安!”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

  隆科多转过身来说:“不,这里只有隆科多,哪来的什么舅舅、舅爷的?不瞒八爷,我今天可是夜猫子进宅呀!”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

  允禩一笑说道:“舅舅不说我也知道,您一定是在怪我。上次皇上派兵抄您的家时,您叫人送来十万银票让我代为保存,我却又给您退了回去。这不是我不想管您的事,而是您不该送到我这里来。您想啊,在朝野的官员们都抄了上千家了,我这里还哪有安全可言?他雍正生就的是个抄家皇帝嘛!”允禩说着话,从书架里的一本书里拿出了一片小纸递给隆科多:“舅舅,这是我在顺义置办的一处庄子,十三万本银。按例,抄家是只抄浮财而不抄祖产的。所以,我把日期往前边提了十年,您留着它预防万一吧。谁能知道,明天又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隆科多接过来稍微一看,就收进了怀里:“八爷,这事虽不大,可它足见你的心田,我就大恩不言谢了。说实话,我今夜冒死前来,挂念的就是那份玉碟呀。现在我的家虽被抄了,可家私还都没动。我的情形八爷心里比我更清楚,只要皇上说句话,要杀要砍还不是现成的?那时,我要这房产又有何用?可是,那份玉碟是弘时从我那里借去的,我刚刚去了三爷府,他却说是在你这里。老奴才请八爷赏脸,把它赏还给奴才吧。内务府一旦知道了,连累的人可就多得数不清了啊!”说着,他的两行老泪已经潸然而下。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其实允禩带着苏奴一块来,就想到了隆科多非要提起玉碟这件事的。不过,他可不想就这样地便宜了隆科多,倒想借苏奴之口,试一试隆科多的心事。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

  他知道,别看苏奴这小子不是近支皇亲,可却是皇亲贵戚中有名的“闷猴”。这小子从小就聪明伶俐,善于钻营,二十多岁时就被康熙看上了。老爷子当时说:想不到我们爱新觉罗家族里,还有这样一个天才。几年功夫,这个苏奴就当上巡抚了。今天他也在这里,拿他来做个枪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苏奴当然也懂得八叔的心思,便笑着说:“老舅爷,您要的那份玉碟,小的背都背下来了,它值得您这样害怕吗?”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

  隆科多惊得大叫一声:“怎么你也看过了?天哪……”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好事。”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8日。)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而不是更弱了。”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毛泽东说: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①(①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②(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

  鼓掌。

  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

  毛泽东说:

  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专政,依法惩办。”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t、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①(①刘少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①(①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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