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019-09-1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80)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版,第215、216、212页。)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又说: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所得税34.5%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福利费15%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公积金30%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资方红利20.5%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⑧同上书,第80-82页。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得来,可以办好。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事。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工商界是不行的。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下是饭后所谈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什么波动?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会同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他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所谓对抗消灭了,就是说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没有敌对阶级了,但是人民之中还有矛盾。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毛泽东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的由来。他说,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我们劝过民主党派也采用这个公式,民主党派也明白了,工商界也明白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这个方法是可能的,这是完全证实了的。犯错误的人,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唯心论的人,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六亿人口里头可以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没有解除武装以前,就是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一经解除武装,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他们了,改造他。改造他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

  毛泽东讲到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时,分别回答了肃反工作究竟是好是坏;合作社究竟有没有优越性;资本家还要不要改造,还有没有两面性。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议论而讲的。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家都会想得通。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首先肯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很大进步,同时指出: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在我们的青年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进一步改造自己。还是要提改造,不要回避改造。过去那些思想改造有点粗糙,有些地方伤了人,现在不要搞那么样的改造。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

  他批评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减弱了。教育部门不管政治工作。教育部门不管谁管?高教部应该管政治工作。我看是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行政部门应该管。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专门讲到计划生育。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

  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

  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十五分钟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

  开始讲第八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正处》讲话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大的重要。

  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期,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但到他的晚年,一九五二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那本书里头承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两者处理得好,就可以不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处理得不好,那就要发展为对抗,(这时周恩来插话:他是用“冲突”两个字,实际上是对抗。)就发展为冲突。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了。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没有私人资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厂所有者、企业所有者。所以我们讲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不是没有辩证法。我说他的辩证法是个害羞的辩证法,是个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

  他接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这个百花齐放里头包括这样的东西,就是各种不同的花,但是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比如讲,百家争鸣里头有唯心论。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他自问自答地说:教条主义是什么花?教条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孤立的,搞片面性,不加分析。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像孔夫子、司马迁、孙中山、释迦牟尼、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他说: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很快解决。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他说: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的方面,比如讲对唯心论,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该给予批评。要有批评,要有适当的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世界上无论什么新的东西,无论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跟旧事物、旧的东西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人心不齐,几亿人口,中间许多人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知识分子犯起错误来还要更厉害。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提到

  第十个问题,讲闹事、出乱子的两重性问题。他提出,包括闹事、匈牙利事件等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毛泽东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这个看法。这是对上一个问题进一步作理论上的分析,引导人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问题。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

  在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时,他发表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基本估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帝国主义争殖民地。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矛盾。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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