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全面整顿到,毛泽东传

2019-09-1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137)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猛烈的炮火震动了金门,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近三万发炮弹从福建前线猛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金门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中。这是不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开始?蒋介石摸不着头脑,美国人也慌了手脚。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下子从中东转向台湾海峡。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作出炮击金门决策的,正是毛泽东。这一决策绝非心血来潮,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酝酿和斟酌的。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炮击金门一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的决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自从一九五五年四月万隆亚非会议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一努力遭到美国的阻挠。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美国先是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纵容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使台湾海峡再次出现紧张局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抓住时机决心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毛泽东这时的决策,包括了通过炮击迫使蒋介石集团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走的意图。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实现“一中一台”的图谋。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继续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上、金马台澎最终一起解决的决策,利用美蒋矛盾,挫败了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的筹划准备工作。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共中央军委也曾考虑准备攻打金门,但因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经费等原因,这项计划被搁置下来。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出现了美国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事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保卫领海领空主权的斗争,反对美台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斗争,并取得了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重大胜利。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①(①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于1954年12月2日签订,1955年3月3日生效。)显露出美国长期霸占台湾的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希望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以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②(②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这个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使中国赢得了主动。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也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政府,也始终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某种表示。四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七月十三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转达以下口信: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①(①《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9页。)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是由国际上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也是一九五四年以来东南沿海斗争的一个成果。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开始,起初进行得比较顺利。到九月十日,在第十四次会谈中就两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协议的声明。一时间,国际舆论普遍关注中美会谈,负责会谈的两国大使也成了新闻记者追逐的对象。然而,人们不久就看出,这将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很难有什么结果的会谈。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当局除遣返国民问题外,并不想就其他实质性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展开认真的讨论,有意进行拖延。它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台湾海峡两岸分裂的状况在事实上永久固定下来。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国政府公布日内瓦会谈情况,并通过印度向美国表示,如果再不解决问题,中国将另作打算。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49页。)为了打破僵局,同年八月,中国政府还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十五家新闻机构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记者来华作一个月的访问。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出乎美国的意料,使美国政府很被动。一些美国记者评论说,中国领导人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①(①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64页。)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美国采用拖延的办法不成,又变换手段。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第七十三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通知中方说,他已经调任驻泰国大使,美国政府已经委任他的副手马丁参赞为美方代表。这是美国设置的一个障碍,想通过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级别,使会谈陷于停顿。在多方挽回无效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公布了大使级会谈长期陷于停顿的经过。②(②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从讨价还价到借故拖延,再到中断会谈,暴露出美国政府根本无意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而想把“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固定化、合法化的企图。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美国在拖延会谈的同时,正逐步扩大对台湾的卷入程度。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派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大到两千六百人,美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军公开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当局的防卫和进攻能力。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更加嚣张。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尽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有限制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条款,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美国对国民党当局向中国大陆和沿海的骚扰破坏持纵容态度。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将会去防守沿海岛屿;那就是,如果这些岛屿的防守看来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①(①《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285、292、314页)摆出在必要时将把共同防御的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姿态。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美国对华政策从稍有松动到重新强硬,在一定程度上,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有关。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要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知道,“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利益的政治协议,随着他们进一步获得自由,衷心的欢迎和新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②(②《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285、292、314页)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声称:“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③(③《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6月版,第285、292、314页)美国重新强调原先的错误判断,即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溃的政府。同时,毫不掩饰地道出它打算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图谋。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台湾海峡局势从一九五七年开始,重新紧张起来。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增加兵力,到一九五八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能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在这之前,中方曾在一月十四日和三月二十六日再次催促美国政府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美国都不理睬,却故作姿态,似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的责任是在中国方面。这种情况迫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发表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②(②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美国不能无视中国政府这个声明,但又不愿认真对待。六月三十日,先由国务院新闻发布官怀特发表谈话。第二天又由杜勒斯亲自出面,就中国政府声明发表谈话。他宣布,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中国限期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最后通牒”低头。③(③转引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评杜勒斯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谈话,1958年7月2日。见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这种妄自尊大自相矛盾的态度,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错过了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机会。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这时,经过多年准备,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条件已经具备。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早在半年以前,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铁道兵承建的鹰(潭)厦(门)铁路正式通车,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空军人闽的问题,十二月十八日,作出批示:“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957年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7年12月18日。)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七月下旬,尽管连降暴雨,空军部队仍然顺利完成了人闽转场任务。国民党军得到情报,立即派飞机频繁骚扰,企图趁我空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人闽空军果断迎击,在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十四日击落击伤美制国民党军飞机九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前线的后勤运输保障和制空权,一直是影响沿海岛屿作战和解放台湾的两大难题。如今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为大规模炮击金门创造了条件。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十五天期限到了,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正在这时,七月十五日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的事件。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爆发革命,第二天美国就以此为借口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美国的行径成为众矢之的,在世界舆论中激起一片反对声。中东事件虽然引起台湾海峡局势进一步紧张,但是这一事件毕竟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降低了它对台湾海峡的反应能力。而蒋介石却想趁火打劫,伺机扩大事态,在七月十七日宣布国民党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①(①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0页。)同时加紧军事演习和空中侦察,摆出反攻大陆的姿态。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果断地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七月十五日到十八日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他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他设想,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的同时或者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②(②《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93页。)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对炮击金门作战作出部署。③(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0页。)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四十四人。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经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以叶飞为首的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还分别组成以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为首的空军前线指挥所和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七月十九日,叶飞一行赶到厦门,指挥部署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尽管福建连降罕见的暴雨,一部分公路桥梁被冲垮,部队集结遇到极大困难,但是炮击金门的准备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在炮击金门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推迟发起战役的时间。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①(①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手稿,1958年7月27日。)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促使毛泽东推迟炮击金门,有各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事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不能不分出精力,来处理中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苏联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是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的,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历数苏联对待中国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作风。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从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四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会谈期间,只字未提炮击金门的计划。不过,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美国种种猜测。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布后,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也注意到《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①(①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美国一直拖到七月二十八日,才将派驻波兰大使参加中美会谈的决定,通过它的驻英使馆正式通知中方代表王炳南。这时,离中国政府声明规定的期限已经过了十二天。八月六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他很自然地把这一情况同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联系在一起。②(②[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三联书店1977年7月版,第327、328页)也正在这一天,台湾当局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一年后,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指中苏双方。——引者注)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企图用恐吓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改变炮击金门的决心。八月十日,关于伊拉克新政权,杜勒斯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表示“要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一短暂政权的完结”。美国国务院还向驻外使团发出《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要警惕苏中联盟的危险性。②(②美国《国务院公报》第36期,1958年11月3日,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5页。)八月八日和二十二日,美国国务院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台湾海峡局势,作出三项决定:一、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向台湾提供登陆艇、响尾蛇导弹、火炮和军需。这是“武”的一手。二、通过杜勒斯复函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摩根,向中国施压。这是“文”的一手。三、授权驻台大使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换文加以“澄清”,如中国大举进攻外岛,可以进行报复,但小型攻击不在其列。③(③转引自林正义《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6月版,第56—58页。)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然而,外交恐吓也好,“战争边缘”政策也罢,都不可能动摇毛泽东发起炮击金门的决心。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期间,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八月十八日,凌晨一时,毛泽东看了广州军区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批语给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还说:“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①(①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已经下了立即发起炮击金门的决心。“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八个字,就是这次炮击金门的指导方针。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约集有关人员,研究炮击金门的一些问题。当年受命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道: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在。地图是摊在地毯上的。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听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说:避免不了。主席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他又指出:

  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那好,照计划打。并要我在北戴河指挥。”②(②访问叶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飞谈话记录,1984年7月22日。)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八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陶勇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①(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81页。《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54页。)毛泽东又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②(②《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94页。)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当时调入福建前线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共有四百五十九门大炮、八十多艘舰艇和二百多架飞机。一声令下,各路部队在八月二十一日晚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三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岛上的大批军用设施被摧毁,通信系统被严重破坏。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第二天,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前一天已被击伤)。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百分之五点五。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三十天。国民党守军情绪低落。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③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随后几天的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炮击金门使美国慌了手脚,急忙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④

  他接下来说: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按照毛泽东的最初预想,是要通过炮击来封锁金门,最终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达到收复金门的作战目的。这是充分估计到美国插手阻挠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利用美蒋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不给美国以武力干涉的借口,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①(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②(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4、76、77页。)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参与指挥的军事领导层里,并不是都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战意图。八月二十七日起,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外电的关注。九月一日前后,毛泽东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③(③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698页。郑文翰等《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36、337页。)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九月三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这个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⑦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这个指示使炮击金门的斗争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原则。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继续开展炮击金门的斗争,遇到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护航的美国军舰。在指导炮击金门的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掌握着斗争的策略和分寸。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叶飞回忆说: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不尽长江滚滚流。

  “金门向台湾告急,蒋介石便请求美国军舰护航。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这样,事情就搅复杂了。怎么样对付美国人护航呢?美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国的军舰左右配置,国民党军的舰只夹在中间,而且间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生子当如孙仲谋。”

  隔只有二海里。毛主席下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⑧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舰。’要我们避开美舰护航,等蒋舰到港口后才能开炮,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还要我们每半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这个指示可难执行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了,不好掌握。我们又请示一个问题:如果护航的美舰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向我们开炮怎么办?毛主席马上答复:‘如果美舰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开炮,不准还炮。’我怕是电话里没有传清楚,又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重复问了三遍,答复是‘不准还击’。于是,我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向各炮群下达主席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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