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银河国际网址手机

2019-09-11 作者: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   |   浏览(54)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①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②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①(①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③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②(②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另一个是: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④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①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④《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⑤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的谈话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⑨这里泛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集团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开揭露的,而“大闹怀仁堂”是同年2月间。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⑩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张耀祠还回忆道: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④”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⑧

  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⑨

  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⑩

  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①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④毛泽东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①(①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年7月版,第292、293页。)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⑨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2日。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他写道: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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