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作品赏析,毛泽东诗词全集

2019-09-06 作者:现代文学   |   浏览(109)

    赠日本女郎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象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象一颗弹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①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①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魔”为“魇”。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①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沙扬娜拉十八首》收入1925年8月版《志摩的诗》,再版时删去前十七首(见《集外诗集》),仅留这一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
  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瞀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24年5月,泰戈尔、徐志摩携手游历了东瀛岛国。这次日本之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回国后撰写的《落叶》一文中,他盛赞日本人民在经历了毁灭性大地震后,万众一心重建家园的勇毅精神,并呼吁中国青年“Everlasting yea!”——要永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
  这次扶桑之行的另一个纪念品便是长诗《沙扬娜拉》。最初的规模是18个小节,收入1925年8月版的《志摩的诗》。再版时,诗人拿掉了前面17个小节,只剩下题献为“赠日本女郎”的最后一个小节,便是我们看到的这首玲珑之作了。也许是受泰戈尔耳提面命之故吧,《沙扬娜拉》这组诗无论在情趣和文体上,都明显受泰翁田园小诗的影响,所短的只是长者的睿智和彻悟,所长的却是浪漫诗人的灵动和风流情怀。诚如徐志摩后来在《猛虎集·序文》里所说的:“在这集子里(指《志摩的诗》)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不过这情实在是“滥”得可以,“滥”得美丽,特别是“赠日本女郎”这一节,那萍水相逢、执手相看的朦胧情意,被诗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诗的伊始,以一个构思精巧的比喻,描摹了少女的娇羞之态。“低头的温柔”与“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两个并列的意象妥贴地重叠在一起,人耶?花耶?抑或花亦人,人亦花?我们已分辨不清了,但感到一股朦胧的美感透彻肺腑,象吸进了水仙花的香气一样。接下来,是阳关三叠式的互道珍重,情透纸背,浓得化不开。“蜜甜的忧愁”当是全诗的诗眼,使用矛盾修辞法,不仅拉大了情感之间的张力,而且使其更趋于饱满。“沙扬娜拉”是迄今为止对日语“再见”一词最美丽的移译,既是杨柳依依的挥手作别,又仿佛在呼唤那女郎温柔的名字。悠悠离愁,千种风情,尽在不言之中!
  这诗是简单的,也是美丽的;其美丽也许正因为其简单。诗人仅以廖廖数语,便构建起一座审美的舞台,将司空见惯的人生戏剧搬演上去,让人们品味其中亘古不变的世道人情!这一份驾诗驭词的功力,即使在现代诗人中也是罕有其匹的。而隐在诗后面的态度则无疑是:既然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我们更应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每一寸人生!
                           (王川)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其实都在致力于自己理想的“馨香的婴儿”的迎候。因此,他曾反复提及过这篇散文诗《婴儿》。先来看看徐志摩自己对这篇散文诗的谈论,将有助于我们对《婴儿》的理解。
  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演讲稿发表时题名为《落叶》)中,引用过《婴儿》之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翼,但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妥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痛苦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
  甚至过了五年之后,1929年秋,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的一次演讲(演讲稿发表时题名为《秋》)中,还提到:“我借这一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指《毒药》,——本文作者注),发泄了我一腔的闷气,但我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的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在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
  从徐志摩的这些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到两点:第一,《婴儿》不是对真实的人的诞生的描写,它是象征性的,是一个凝聚了作者情感和愿望的诗歌意象,寄托着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第二,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理解了这两点之后,我们会进一步明白,作品中的“婴儿”与产妇的关系,也是理想与时代环境关系的一种象征。或许可以说,难产的“婴儿”象征着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在“生产的床上受罪”的产妇,则是当时正受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中华民族。
  由于理想和希望本身是个相当抽象、模糊、朦胧的东西,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也过于庞大复杂。难以在“婴儿”的形象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因而“婴儿”这一象征形象在作品中显得抽象、朦胧了一些,但这不能算是很大的艺术缺陷,因为作者所倾注一腔情感描写的,是为了分娩这个馨香儿所经受的伟大悲壮的受难。在表现这种悲壮的受难的时候,作者也不象《毒药》那样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有巨大艺术概括力和带有预言性质的想象性创造中,徐志摩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住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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