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女孩和好女孩的,在世界文学中融入中国故事

2019-11-04 作者:古典文学   |   浏览(62)

原标题:莫言:在世界文学中融入中国故事

原标题:邬君梅VS陈冲:坏女孩和好女孩的“前半生”

原标题:加藤嘉一:一个写作者的终结,就是不迷茫了 | 三明治访谈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

英语口语

文 | 李梓新

见证人·第六期莫言:在世界文学中融入中国故事

吉米老师前言:或高雅,或诱惑,或柔媚,她们一边风情万种,一边却有着出乎意料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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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宋子节

时隔30年,正在热播的清宫大戏《如懿传》中,陈冲邬君梅再次相遇。

“试一试,我家乡的胡椒茶。” 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加藤嘉一掏出一份礼物,像所有日本人一样客气。他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充满着礼貌。他的中文在我听来达到了95%的标准程度,可能比带着浓郁南方口音的我更加易懂。

编者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

两人在剧中分别饰演上部《甄嬛传》中的“后宫冠亚军”:钮祜禄氏与乌拉那拉氏,也就是“太后版”的孙俪与蔡少芬。

这是我们在远隔大洋的第一次采访之后数月,在上海的一次会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推出融媒体文艺栏目《见证人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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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身材挺拔,他的身高在日本男士中应该属于出众的一批,不知是不是归功于长年跑马拉松。从小学开始的每日奔跑,以及后来的坚持写作,使他很自然地将同样这么做的前辈村上春树视为偶像。更何况,他们还都曾经在波士顿的剑桥镇生活过,日日绕着查尔斯河慢跑。

本期节目带您走近著名作家莫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莫言笔耕不辍,他将作品中描绘的乡土风情与灵动的想象力相结合,开启了当代小说一个新的审美时期,将中国故事带到了世界文学的舞台:“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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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出的《我所发现的美国》一书中,加藤嘉一写道,他曾幻想过,自己跑步的时候会不会碰上村上?

清晨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焕发着蓬勃朝气。在国际写作中心的大厅,莫言从茶水间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玻璃茶壶,看见提前到达的记者,他微笑着打了招呼:“你们先坐,我还有一小时的写作,我们九点准时开始。”然后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当年情如姐妹的婉容和文绣30年之后变成了“死对头”,戏里两人的对手戏火药味十足,一个简单的对视就能在火光石电间迸发出强大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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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踌躇满志的神情,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莫言的脸上始终带着宠辱不惊的淡然。这种平静甚至让人一瞬间忘记了他的光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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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村上写下牧羊人的奇幻世界不同,加藤嘉一写的大多数是政治、社会的专栏文章。他很看重专栏作家这个身份,这是源自西方媒体的一个高贵传统,如同他十分欣赏的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样。而他自己也是以西方媒体专栏作者这个身份在中国获得了广泛了认知度。2008年,24岁的他受时任FT金融时报中文网创始总编辑张力奋的邀请,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他出众的中文写作能力和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视角,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

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最终成为第一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瞩目的舞台中央。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专访莫言,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四十载峥嵘岁月,品读中国作家笔下的新时代改革荣光。

两人在全剧开头的一场对手戏,几句台词,几个眼神,就交代尽了前尘往事,钮祜禄氏的高傲与得意,乌拉那拉氏的绝望与不甘,被两位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年过去,中国媒体行业沧海桑田。在鼎盛时期,加藤嘉一曾经在《南方周末》、凤凰博报、《瞭望东方周刊》、《VISTA看天下》等多个杂志开设专栏,并上过CCTV一套和凤凰卫视等节目。而十年后,他也轻叹自己的知名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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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过我的中国故事,我也希望感动所有读者”

两位娘娘,戏里是死对头,戏外是老朋友。

2012年夏天,一叶知秋的加藤嘉一离开中国,到哈佛做访问学者。临行前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寄望于自己在某天归来。

人民网: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您当时作了一篇8分钟的演讲——讲故事的人。您认为,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赢得世界的认可?

要说这缘分,还是三十年前。

一年之后,他妻子也辞职工作来到他身边。在妻子研究生毕业,留在华盛顿工作之后,加藤嘉一也结束了美国三年后自己在辽宁大学短暂的客座教授生活,回到华盛顿定居。在那里,他成了中日美三国的第三只眼,他在西方媒体和智库的空间有所拓展。他经常应邀撰写关于中国的各种报告,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同时写作。他过去积累的政界和学界资源还在日益加深。他和曾写下《日本中产阶级研究报告》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交往甚深,他也拜访过写下“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他和相关使节以及学界专家经常交流意见。

莫言: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中国人民、中国历史、中国生活。在中国历史、中国生活中发生过的、感动过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能感动所有的读者。这个故事是我、我的家人们、我的乡亲们的亲身经历与个人经验所成的故事,或是我在个人经验和他人故事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根源都是中国的历史生活和当代生活。而当代生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的历史生活的延续。我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品质公之于众。因为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陈冲和邬君梅在著名的《末代皇帝》里,双双出演溥仪的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绣。

他热衷于扮演这种角色。但又对中国传统媒体的迅速凋谢略感无奈,这使他正逐步失去一个重要的表达平台。而他自己又不熟悉甚至有点抵触微信公号等新媒体,至今还没有开设个人微信公号的计划。

人民网:有人说,当作家写了一个人,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在您的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鲜活的人物,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黑孩子,比如《蛙》小说里面的乡村医生姑姑,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您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有什么诀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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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34岁青年,在中日美三国之间用笔努力地扩展着自己的表达空间和存在坐标。这已经不是中国当前话语传播体系熟悉的写作语言和主题,但他依然坚持着。从在中国写中国,到在海外写中国,正如他所言,“中国”本身有无数个存在,换个角度看,也是另一片世界。

莫言:当年汪曾祺先生曾转述了沈从文先生的话——小说要贴着人物写,用故事塑造人。如何写好人物呢?就是从细节入手,从生活取材。比如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小黑孩晚上坐在铁匠炉边,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烧烤萝卜,入迷地看着铁匠炉上蓝色的火苗在神秘地跳跃。这就是取材于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而《蛙》中姑姑的形象则是借助他人的经验与自身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因为姑姑是我来到世上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她。即使她不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中也能勾画出她的影子。可以说作家的心理感受领域宽泛,在个人经验基础上对他人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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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当时的邬君梅才20出头,还没经历过大起大落,在国内小有名气,和面相青涩,内心却无比骄傲的文绣,如出一辙。

三明治:可以谈谈你小时候的写作经历吗?

2012年,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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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太一样。我小时候没想过写作这件事。小时候我们需要随着学校必修课写作文、小论文。高中毕业前,我都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除了和跑步的训练日志之外,我也没有主动写过任何文章。那时候我作文成绩差,汉字也掌握得不好,语文考试大概也就65分左右吧。我们学的汉字是日式繁体字,写法、发音、意思和中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学的汉字对学中文并没有帮助。所以我18岁到中国,学中文还是很费劲的,总是遇到自以为是的困境。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人民网:塑造小说人物的核心是什么?

某种程度,两位女性经历很相似。两个人都是名门之后,陈家是书香人家,邬家曾是上海的“烟草大王”,两个人都是六零后,两个人都在小有名气后选择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选择出国继续深造。

三明治:但你的英语一直不错?

莫言: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考察。日常生活中,人性所展现出的细节变化会激活作家关于小说创作的心弦,使它颤动并奏出声音,带来创作的灵感。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在着力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因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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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从小比较崇洋媚外,我从小非常喜欢用片假名表述的东西,比如罗马史、欧洲史,那些都是音译的。从小我对汉字是有距离感的。但在我所有科目里面英文是最好的。

人民网:福克纳笔下的“故乡”始终保持同样的风貌,而您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却像一个人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成长变化,仿佛有生命一般,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陈冲的爷爷、外公、爸爸都是上海有名的医学家。邬君梅的曾爷爷邬挺生是民国时代的烟草大王,爷爷是印染厂厂长兼工程师,爸爸是大学教授,邬君梅的妈妈朱曼芳更是上影厂六七十年代的当家花旦演员。

三明治:在你的书中写到,你的父亲因为欠债,被黑社会追杀。从小你们家搬了20次家,这些经历对生活是不幸,对写作却可能是幸事?

莫言:国家的进步带动着每一片土地的变迁,而文学的笔正是要紧紧相随,如实记录反映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为高密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

25岁的陈冲,早在她18岁那年,人生就冲上了第一个高峰,她凭借电影《小花》拿下金鸡奖最佳女主。

加藤嘉一:和同龄人比我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中学的时候我作为小孩子,就同时要处理很多事情。我的生活素材很多。所以我现在的写作,也比较喜欢讲故事。但是中学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写,那时我每天没有睡过五个小时以上的觉。我需要训练跑步、打工、应对追债的人,作为长子照顾弟弟妹妹。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文字表达什么。

高密是我记忆当中最丰富的生活基地。前年我回高密时,发现我的小学同学正在马路上熟练驾驶挖掘机。一个没有文化背景的妇女竟能熟练地驾驶挖土机在路边挖坑?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这个细节让我联想到过去——在农村,60多岁的老太太的腰拱得像鱼钩一样,走路拄着拐棍,气喘吁吁。但现在,我的同学还在意气风发地工作。这就是可观可感的进步。时代一直在不断前进,生活中处处存在这样的小细节,会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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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近两年您先后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作品形式从小说逐渐向传统戏曲转变,这中间有怎样的考虑?

红的容易,毫不珍惜。

三明治:那个时候,你每天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莫言:之所以写戏曲,一方面是感恩家乡地方戏对我的文学创作与艺术风格形成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对于最重要的民族文化宝库进行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离不开戏曲。它曾是老百姓学习历史、培育道德的最重要的课堂和教材。戏曲作为一种艺术的基本形式,是长盛不衰的。因为戏曲虽然不能让观众直接读懂角色的内心活动,但是能够通过白描表现人的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小说和戏曲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都是深入到人物灵魂当中。而我是在用写话剧的方式学习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段。

她招呼不打一个,就跑到美国学医,靠刷盘子维生。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是喜欢电影的,于是又转去学电影。

加藤嘉一:我那时每天凌晨3:15起床打工,然后骑车上学,单程15公里。7:30上学到下午五点,然后还要训练两个小时,还要做作业。每个月到一定时间点,就要付学费了。我和弟弟往往没法按期支付。那个时候,班主任会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条,意思就是你欠费。我上的学校是初高中连读的私立中学,同学的家境大多比较好,我这样的人比较另类。

茂腔是我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一看到茂腔戏就感到欢天喜地,成为一个剧作家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前天晚上我还到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场老家诸城的茂腔戏。继续写地方戏,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笔,继续为传统文化拾柴添薪,让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在美国接到的第一个女主角,是《大班》。

三明治:既然穷,为什么要上收费的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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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算是运动家庭出身,我爸爸看我小学六年级已经长1米7,觉得我应该去上运动相关的中学,那时他的生意还没有破产。于是送我去体育比较有名的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不过,我上的是成绩比较好的实验班,不像体育班每天只要上课到下午三点半就训练,全校只有我一个是既上实验班又练体育的。

《大班》之于陈冲,相当于《色戒》之于汤唯,《艺伎回忆录》之于章子怡。

三明治:你觉得练体育和现在你写作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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