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而作,艺术讲堂

2019-10-21 作者:古典文学   |   浏览(88)

原标题:“男性气质”被百老汇音乐剧重新定义

原标题:赵葆华 :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哪儿 | 艺术讲堂

原标题:趣学 |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为谁而作?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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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靴皇后》中的萝拉图左,Jos饰和男主角查理Lance饰。 图/视觉中国

1600年前,中国古典文艺评论家刘勰就曾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2017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已高达559.11亿元,中国拥有的电影银幕量已超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约占全球15万块银幕总量的三分之一,位居世界第一。

我的母亲林徽因

【文化谭】

在与好莱坞大片以及全球电影市场的对抗与博弈中,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机遇。然而与此相伴的,却也有对市场效应、娱乐精神过分倚重,“缺少对时代以及此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的责任与担当的充分认知”,缺少黄钟大吕之作、振聋发聩之作、经典风范之作等问题。

梁从诫

百老汇音乐剧《长靴皇后》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是一部极其热闹的音乐剧,拥有多样化的唱腔和口音,两个对比鲜明的男主,一队吸人眼球的“女装大佬”,闪亮的布景和炫目的灯光舞美——即使不是音乐剧发烧友,喜欢热闹的观众朋友也一定能够享受其中。而这部音乐剧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持续火热,并横扫大奖,除热闹的形式以外,其“寓教于乐”的立意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在本剧并不复杂的情节当中,有关男性气质的辨析与祛魅,这一讨论贯穿始终,并充满张力。

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来自哪里?提高的关键又在哪里?本期微信为大家带来了剧作家、评论家赵葆华为本报特别撰写的评述文章。从对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反思与分析中,作者试图找到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者开掘的方向,那便是,向生活的深度掘进,用独特而又精良的艺术创作,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新时代的中国精神。

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二年了。现在能为她出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伤。

Soul of a Man 男性气质的讨论

“艺术讲堂”主讲人 : 赵葆华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长靴皇后》讲述了男主角查理来自北安普顿的制鞋工厂家族,但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小作坊的日子变得不好过了,而同时男主也像一切小镇青年一样渴望着大都市的“现代生活”。但此时父亲突然去世,查理不得不回乡接手父亲的遗产——濒临破产的家族工厂。手忙脚乱之时天降救星:变装皇后萝拉。查理发现萝拉的鞋子虽然贵但是做工很差,决定为他做一双长靴。而萝拉心目中闪亮性感的恨天高也让查理发现了新的市场,他决定请萝拉做鞋厂的设计师:用传统的工艺来服务小众市场——变装男性的需求。

剧作家、评论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创作影视作品近三十部。编剧作品有: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登黄山》《因为谷桂花》《你若安好》、电视剧《大地有江河》等。曾荣获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结集出书有《赵葆华剧作选》和《我的电影梦——赵葆华评论选》。多次担任金鸡奖、华表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在《长靴皇后》中,最明显的一条线索是剧中人物对“男性”气质的讨论。在萝拉华丽地从天而降之后,我们并没有迅速被告知他(她)的身份,不知道他对自身的性别认知,就像演员在互动中对观众说的那样:先生们女士们,和那些尚且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的观众朋友们。

新时代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来自哪儿?

01. 早年**

音乐剧的叙事本身就诱导着“悬置判断”的方向,让我们暂时在缺乏判断的情形下先去了解这位新的神秘朋友:他乐于助人,对生活充满热情,共情能力强,敏感而又宽容,简直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内心。从观众的角度看,先被萝拉的人物性格所吸引,然后再去代入其成长的心路历程,最终获得对其身份的共情和理解——去接受一个“非主流群体”的最理想情况就是这样了。

文 | 赵葆华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外祖母(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

而剧中另一位男配角,鞋厂的直男员工老唐,则代表着一种常见而传统的男性偏见:他因为萝拉的奇怪形象而冷嘲热讽,消极怠工。但萝拉却用非常智慧的方式化解了偏见,并赢得了尊重。萝拉故意在打赌的拳击比赛中输给老唐,并教会他“接纳人们本来的样子”,同时也代表女性群体向台下喊话:女人看重男人的气质是什么,不是传统的男性气质建构,而是同理心、温柔和陪伴——这些在性别偏见中属于女性的特质,实际上应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美德。

我们的新时代,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电影走进新时代,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用新形象承载新时代精神,助推新时代前行,助推践行伟大的中国梦。

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林长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著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而有关“男性气质”更重要的讨论,则在不起眼的男主查理身上展开——在查理气走了萝拉之后,查理有一段自白的伤心唱段,他不断重复的“Soul of a Man”令人玩味:这个概念被翻译为“男人味”,但是也同时可以被翻译为“人类的整全灵魂”。查理发现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完全没有萝拉那样的勇敢和韧性,忽然发现排除表面的穿着举止,萝拉才是真正的男人,才是更值得尊敬的灵魂——真正的Soul of a Man。在抛却了最后的建构成见之后,所有人都在国际时尚之都米兰获得了大团圆。

回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2001年,那时中国电影年产故事影片只有88部,全年电影票房才8.9亿人民币。2017年,中国年产故事影片数量高达798部,全国电影票房全年已达559.11亿元,其中电影《战狼2》单片票房突破56.7亿。它证明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生产大国,时下全球拥有银幕量15万块,美国拥有银幕40759块,中国拥有银幕已超过5万块,且以平均每天新增银幕19块的速度,超过美国和加拿大银幕数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一。我们应清楚地看到,电影产业迸发蓬勃活力的背后,国产电影业已成为文化领域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

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性别气质祛魅,同时解放了女性和男性

《红海行动》

▽童年林徽因

实际上,在女性主义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个脉络就是对所谓“性别气质”的祛魅。波伏娃在代表作《第二性》中明确提出了性别的建构论,并呼吁女性对于这种非本真的、建构出来的“女性气质”进行祛魅。而在这个逻辑当中,更少为人知的另一面是性别气质的祛魅,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在解放男性,因而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就像萝拉身上强烈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那样,他象征着“性别”的悬而未决,只追求真善美,而不受任何偏见的限制,因而也得到了所有人的爱。像他说的“女孩们都爱我”,这种基于同情理解的爱,是真正团结人类的力量。因此,简单地将查理歌咏的“Soul of a Man”翻译为男人味是不准确的,从文本的整全性出发考虑,应该考虑为英语的双关词义,从表面上的“男人味”出发,而指向人类灵魂应具有的美德。当然,出于剧目的通俗性,文本中并没有对性别问题进行太多讨论和说教,但相信已经足以通过鲜活的人物角色说服观众去迈出性别祛魅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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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用轻松的方式实现了对传统性别建构的祛魅,教育观众悬置判断、驱除偏见,并追求人类作为整体的团结。萝拉身上有着新时代的“神性”,他象征着人类美德的方向:善良、勇敢和理解,这是建构多元社会的基石。这个美好的故事对于新旧价值观激烈碰撞的当代中国,也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

中国电影正处于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与之相伴的,是诸多我们急需认清的挑战。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著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一九二O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任思奇(剧评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反思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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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中国电影,我们看到些许隐患和欠缺。中国电影当下的主要矛盾可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同国产电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产生于以下现实:中国电影面临外部巨大挑战和压力。根据2012年2月“中美电影协议”,每年要进口34部好莱坞大片,这些大片凭着强势出场、弱势出局的理念,凭着大资本、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来势汹汹意欲席卷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大兵压境”,如果中国电影市场多数被好莱坞影片占领,中国文化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电影守土有责。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殊死对抗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崛起,但与此同时催生了一种市场生态现象: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成败论英雄。由此又生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异:过分倚重娱乐精神,以找乐本事论英雄。创作出现畸形发展,国产电影生态失衡。这种失衡可概括为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大行其道。称其轻,是指时代质量过轻;称其小,是指思想力量过小;称其悦,是指娱乐狂欢一类电影,悦电影太多,近乎泛滥。我们缺少黄钟大吕之作、缺少振聋发聩之作、缺少经典风范之作、缺少对所处大时代的充分认知和对责任担当的充分认知。

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地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面对如此内忧外患,中国电影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业不仅仅是娱乐业,也不仅仅是技术工业,而是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更是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据此我们认定,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唯有提升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才能确保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比拼当中获得良性可持续发展,才能肩负起新时代赋予中国电影的时代使命:建设文化强国,助推践行伟大中国梦。

▽少女林徽因

核心竞争力来自人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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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关键点是讲什么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影视作品中的人物精神会对国民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反思我们的银幕形象和银幕品格,一段时间以来,世俗品格过重,英雄品格过轻。聚焦人物塑造上,风行娱乐狂欢重口味、自我解嘲、自我调侃、自我矮化、自我轻贱。

父亲在清华学堂时代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母亲则是在英国时就受到一位女同学的影响,早已向往于这门当时在中国学校中还没有的专业。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可以说早就志趣相投了。一九二三年五月,正当父亲准备赴美留学的前夕,一次车祸使他左腿骨折。这使他的出国推迟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响终生的严重损伤。不久,母亲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时下,写凡人小事已成为电影创作的常态,然而时下的平民书写,过分倚重世俗图景,轻慢崇高,人物流于世俗化、粗鄙化。凡人小事就要堆砌情绪、展示人性猥琐、乐此不疲地描绘兽行兽欲、热衷于情色消费与颜值消费吗?我们不应降低审美底线,凡人小事更应当呼唤人性的高洁,对美好人生、生命尊严和幸福愿景的守望需要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开掘。

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小儿小女、小魔小妖、小情小调虽也需要,但久违了的黄钟大吕与英雄书写自然会掀起热潮。《战狼2》横空出世,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奇迹。影片男主人公冷锋的英雄形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匡扶正义和救危扶难,而是置于全球化语境下,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春节档热映的影片《红海行动》表现了蛟龙突击队8名突击队员救助侨民的英雄行为,影片所歌颂的当代英雄提振了民心民气,呼应了新时代的民族精神诉求。

▽留学美国的林徽因与她导师的合影

1600年前,中国古典文艺评论家刘勰曾提出,文艺作品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又指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宋代张载提倡文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表现人物崇高境界是电影人的责任与使命之所在。中国电影一直有关注现实、聚焦人民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渔光曲》,40年代优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皆生于乱世,但也都在抨击社会黑暗的同时释放出积极向上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给观众留下极深的时代烙印;中国电影也一直有关注现实、讴歌英雄的优秀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和上世纪60年代问世的《上甘岭》《董存瑞》《英雄儿女》等影片,鼓舞和滋养了几代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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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场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这使正在留学的母亲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渔光曲》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立,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

在我的电影创作生涯中,一直在努力回答应该给观众看什么这一问题。2002年团中央有关部门约我创作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的电影剧本,以引领社会风气。那时青少年正狂热地追星。翟俊杰导演和我达成共识,要为时下的青少年树立另一种偶像——革命青春偶像。于是我写就了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影片讲述了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如何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如何追寻他视为引路人、视为兄长的周恩来的足迹,并在法国寻找革命火种、开启民智提振民心,唤起民族大觉醒的故事。导演翟俊杰凭借该片获得了华表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奖项,我的同名电影剧本也获得了第七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一等奖;2014年我创作了电影剧本《邓小平在黄山》,力图为时代立传。该片聚焦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有意规避宏大叙事、史诗呈现,而专注于写邓小平在1979年夏初的一个假日,带领全家上黄山,名为休假实为考察这件事。我把黄山浓缩为呈现中国社情民情的舞台,让邓小平的所思所愿接受时代与人民的双重考核。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惊涛骇浪;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千军万马;看似小小黄山,实则牵动全国。我凭借该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馀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九二四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伟人与英雄必然崇高,小民同样可以崇高。只要超越一己欲望,将自己的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在一起,就能一步步走向崇高。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主人公,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和“下海潮”,他们沉沦过、拼搏过,趁势而起,又几度潮起潮落,但他们始终守望着他们的人生愿景,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赢得生命的尊严与事业的荣光。影片以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史带出了改革开放的当代史。

▽从左往右: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中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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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母的留学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像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

人物与时代相互映衬、相互影响,是我在剧本创作时牢牢遵循的艺术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中华民族践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健康支撑。总书记在阐述健康中国战略时,强调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由我担任编剧的电影《你若安好》所表现的正是这一主旨。在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的前一天,电影《你若安好》作为十九大献礼作品在全国公映,影片表现了重心下移、强化基础的医疗改革突围之路,书写了全科医生的新人物、新形象。该片及时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号召。

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你若安好》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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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来自艺术表达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国内为父亲联系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同时祖父的肾病也日渐严重。为此,父母中断了欧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亚赶回了国内。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阳,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怎样讲,事关艺术表达。电影只有被观众欣赏和阅读,电影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父亲和母亲一道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是东北严寒的气候损害了母亲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阳出生。此后不久,母亲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疗养。

好莱坞大兵压境,中国电影应追求有效表达。所谓有效表达,就是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动人、更感人、更好看。艺术表达要走心,观众接受时才入心。艺术表达既要坚持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用具有人类意义的艺术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艺术表达提倡创新——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定式,告别陈旧感,机械化。艺术表达的基本要义是类型确定、风格定位、情节设置、角度与结构的选择。分众化的电影市场,意味着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审美爱好,决定了观众对电影有不同的选择,因而中国电影必须走类型化道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14年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之路。我们告别了电影的“大锅菜”、“乱炖”时代。类型化程度越高,电影的表达程度也就越高。我们在确立一种类型时又注入其他类型的因素,这是当下类型电影发展的趋势,也是可喜的变化。

02. 北平

一度创下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最高纪录的《人在囧途》,将公路片与喜剧片两种类型成功融合在一起。充满善意与喜感的小人物让人认同、让人关切、让人喜爱,观众在开怀之余咀嚼人生味道;《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将青春片类型演绎得生动感人,从放纵青春欲望到理想守望,从青春迷失到人生清醒,青春片类型新意扑面;武侠片是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广受外国观众喜爱,电影《一代宗师》将功夫演绎得精彩绝伦,在武侠类型的框架里揉进了传记片和艺术片的元素,既真实呈现了那个年代的氛围特征,又成功描绘了叶问和周遭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从一九三一年春天,她开始发表自己的诗作。

《一代宗师》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母亲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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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流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角度和结构的精心选择有时也会让影片充满艺术智慧与魅力,让常规题材呈现出新意。我创作的英模题材电影剧本《守护童年》原型人物张淑琴,创办了太阳儿童村,专收留服刑在押犯流落街头的孩子。她的事迹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联合国秘书长。近几年英模题材电影公信力下降,真人真事怎么就拍假了?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出在这类题材电影没有完成艺术转换,没有将英模人物的事迹转换成新鲜感动的故事,没有实现陌生化效果,同时也折射出创作环节的懒惰平庸。我在创作《守护童年》时,并没有写张淑琴创办太阳儿童村的过程,而是力图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角度与艺术结构——越狱犯托付女警官,帮他找到流落街头的孩子。于是女警官、流浪儿和越狱犯,在路上演绎人生悲欢。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人间苦难,传递出人文关怀,使得现实主义具有了温暖色彩。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核心竞争力来自作品深度

▽林徽因与徐志摩

提升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电影内容还要向生活纵深处递进,题旨向深度开掘。有思想深度才能有思想力度。时下有一个误识,认为电影艺术进入了小时代、轻时代、微时代,于是快餐文化电影和速食文化电影盛行。误识带来创作上的误区,不少创作者回避深邃,拒绝意蕴,追求浅白,误认为现在是读图时代、读题时代、颜值时代和感官时代,笃定这些才是时尚,如此创作才会受到青年观众欢迎。然而,生活的本质是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处于全民族践行中国梦的伟大新时代。我们需要有生活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表现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抵制腐朽与没落观念的侵蚀,展现新时代的风貌。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而防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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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1961年国家正处于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人祸为时代背景,表现了周总理回到河北伯延革命老区,寻找调查农民能不能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好不好的问题。剧情围绕真相向纵深递进展开。总理要知道真相:因为他心疼农民。公社干部和当地群众则隐瞒真相,因为他们心疼总理,怕他为难。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感人而深刻的呈现;电影《驴得水》表现了抗战时期的国民教育,讲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为了解决饲养驼水毛驴的经费,以驴得水之名冒领教师经费,特派员来调查引出啼笑皆非的故事。该片貌似荒诞实则深刻,批判人性拷问灵魂;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聚焦农村女性李雪莲的一桩离婚案,她为了讨要诚信,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执著地告状,引得地方官员们将其视为异类,唯恐躲之不及避之不远。看似荒唐实则深刻,深刻地反思了干群关系问题。电影《芳华》所展现的故事背景以上世纪70年代为主,以上世纪80年代为辅,那是充满理想主义、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又是充满纯真浪漫、容易误读误识的岁月。《芳华》令人赞叹的是,既写故事又写时代成因,既写世相又写人心。受欺负的好人何小萍、受委屈的英雄刘峰与他们迟来的真爱,让影片充满人生况味。在充满变数的人生旅程中,影片呼吁善良至上、真诚至上、英雄至上、芳华至上。这是《芳华》对题材与生活深度开掘后传递出的绵延不绝的情怀……

▽林徽因与她儿子梁从诫

温暖现实主义风格总能为作品带来非比寻常的艺术力量。中国电影有责任抚慰众生灵魂、擦拭良知上的灰尘、引领迷失的心灵,释放出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此,我创作了电影《因为谷桂花》,这是一则关于灵魂救赎的故事:就在车祸受害者谷桂花失去记忆的夏天,这起事故的肇事者童月月和丈夫马建成却被当做英模人物供奉。这对年轻夫妇一天天被良知叩问。该片在第20届美国塞多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最佳世界电影奖。这个奖项已空缺几年,曾经授予日本电影《入殓师》和伊朗电影《一次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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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谷桂花》

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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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流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著而深化了。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

时下电影风气浮躁,许多创作者急于一夜成名,很难潜下心来向生活的深度掘进。放下杂念、静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新时代电影创作者需要做的功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电影人应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历史转折关头,做时代的代言人,讲好中国故事,讲给中国人民,讲给世界人民,推动伟大时代一路前行。

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8月31日6版

一九三一年以后,母亲除诗以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剧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坛的注意,并成为某些文学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著痕迹。但母亲从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来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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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关于这些,认识她的文学前辈们大概还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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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开始写作时,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她初期的作品发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遇难后,她与其他人的来往更少,不久,这个文学派别也就星散了。

这里,还要顺带提到所谓徐志摩遗存的「日记」问题。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记交母亲保存,我从未听母亲讲起过(这类事在我们稍长后,母亲就从不在我们姊弟面前隐讳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战期间当我们全家颠沛于西南诸省时,父母仅有的几件行李中是没有这份文献的。抗战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书信等已大部分在沦陷期间丢失,少量残存中也没有此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曾自己处理过一些旧信、旧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因此,几位权威人士关于这份「日记」最后去向的种种说法和猜测,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实根据。特别是几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曾亲口告诉他,徐志摩的两本日记「一直」由她保存著,不禁使我感到惊奇。不知这个「一直」是指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我们从小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母亲提起这位先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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